講座︱重尋羅特：20世紀被忽略的偉大德語作家

「在羅特的長篇小說里，陽光和空氣都很充分。」——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曾這樣評價羅特的作品。作為與卡夫卡、穆齊爾齊名的著名德語作家，約瑟夫羅特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還較為陌生。灕江出版社近期陸續推出的《羅特小說集》是國內對羅特作品的第一次成系統的完整推介，為國內的外國文學、尤其是德語文學愛好者們提供了新的視野。《羅特小說集》叢書已出版三本，分別為《百日》、《拉德茨基進行曲》和《先王冢》，即將上市的三本為《無盡的逃亡》、《約伯記》、《塔拉巴斯》，全套叢書共計劃出版十二冊。這樣完整的作品收錄將是讀者研究羅特寫作生涯的極佳目鏡，也將幫助讀者從總體上把握羅特的創作之路和寫作特點。

2018年9月15日，《羅特小說集》主編、復旦大學副教授劉煒與知名詩人、作家胡桑以及《羅特小說集》第一部小說《百日》的譯者吳慎一同做客思南文學之家，就「重尋羅特——20世紀被忽視的偉大德語作家」的主題展開了一場座談。

從左到右：胡桑、劉煒、吳慎

「一個猶太人的一生」：閃爍着帝國餘暉的記憶碎片

在座談的開始，劉煒教授為聽眾們講述了羅特坎坷而動盪的一生。

羅特出生在奧匈帝國治下的一個不起眼小村子。他是一位奧地利的德語作家，同時又是一位猶太人。父親生意失敗後，小羅特一直跟着母親長大。他在1913、1914年上了本地的大學，後來很快轉去維也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羅特在離前線十幾公里的軍事編輯部里工作。這時他開始展現他的文字功夫，在作品裡大量描述戰時的場景與故事。雖然羅特沒有親身經歷這些戰爭和戰俘營中的種種險情，但他在一次次的故事講述中甚至說服了自己。後來，他給無數的朋友和情人講過去經歷的時候將這些故事當作自己的「信史」來講了。到了1992年，有一位美國的研究者重新考證了羅特的一生，才發現他講的很多關於自己的故事都是發明的，而且和文學文本一一對應：他已悄然地把他的故事放進了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羅特流落在維也納。他經過哈布斯堡王朝的餘暉，也見證了這個帝國崩塌的全過程。對於這樣一個年輕的少尉，面對戰爭留下的廢墟，他一無所有。最後，羅特甚至落魄到賣字為生。當時的羅特供職於幾個左翼報紙，謀取生計。這時的羅特常常在文章中揭露社會的不公，同時飽含對小人物的同情。作為一個當時的左翼作家，他在很多作品的報道中甚至給自己署名為「紅色羅特」。

羅特很早便結婚，但是他的妻子不幸在1925年的時候患上精神疾病。這時的羅特一方面開始在文學上嶄露頭角，成為報紙的明星記者，同時又需要照顧生病的妻子。羅特慢慢開始喝酒，最後變成酗酒，這對他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無論如何，他的人生觀開始慢慢轉變了。他在1925、1926年曾經被派去蘇俄撰寫旅行報道。但是這次蘇俄之旅徹底顛覆了他對左翼的看法，這在當時並不是少見的情況。

在1925、1926年羅特寫的一些作品是以蘇俄為背景展開的。比如《無盡的逃亡》，描寫的便是蘇俄大地上向西逃亡的前奧匈帝國軍官的種種經歷。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文筆描述慢慢地和他此前的社會批判拉開距離。他開始對人、對「群氓」進行思考，這種思考一直延續到了他的後期寫作。19世紀20年代的西歐開始了所謂的黃金時代，但是希特勒的上台改變了這一切。羅特對此的反應非常清醒：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第二天早上他便乘早班車離開柏林，開始流亡。當時羅特對他的好朋友斯說：「地獄的時代來到了，我們要逃命了。」

在流亡的時候，羅特沒有停下他的創作。雖然他此前的兩部小說為他奠定了盛名，可是流亡時期的生活仍然非常艱辛。作家靠讀者活命，作為一個德語作家，流亡幾乎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全部讀者。在流亡中，羅特一直在試圖用自己的寫作把崩潰的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建立起來。羅特認為，希特勒的出現，實際上是整個時代價值體系的崩潰和缺失。

可是，怎樣的價值體系可以作為與希特勒極端、絕對的對人性從根本上進行否定的價值體系相抗衡呢？羅特將希望寄託於哈布斯堡帝國當中的人文思潮和文化傳統。他試圖通過恢復昔日的帝國與當時的納粹帝國進行抗衡。

但時代發展顯然與羅特的憧憬不符，羅特眼看希特勒在蠶食和併吞他失去的家園，這種絕望感無以復加。相對應的，我們可以在他的寫作中清楚地讀到這種絕望和傷感：他不停地去回憶並描述在那個大帝國邊界上蒼茫遼遠的感觸。

羅特酗酒，生活無着。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爆發前的幾個月，約瑟夫羅特於巴黎去世。

羅特的一生跌宕複雜，這種複雜性尤其體現在他的葬禮上。作為當時的著名作家，他去世了以後，他的友人以及讀者給他捐了一塊墓地，將他安葬了。當時各個流派的人都站在墓地上要致辭，猶太教的教長要按照猶太教的儀軌給他辦喪事，天主教的教長則說要按照天主教的方法，左翼的流亡共產黨人跳出來說羅特是左翼作家，奧匈帝國的王儲在流亡之中則派代表說羅特是我們皇家的朋友，他們在羅特的墓前吵成一團。這一戲劇性的場景也成了羅特一生的縮影。

羅特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他巨大的寫作跨度為後世也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和理解、闡釋的空間，這也是翻譯的過程中很難把握的地方。羅特對於我們中國讀者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在他去世一個禮拜後上海有報紙報道了這件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也開始陸陸續續有羅特的翻譯面世，不過作為一套對羅特作品真正系統的、完整的推介和理解是從這次《羅特小說集》的出版開始的。

[奧] 約瑟夫·羅特著，灕江出版社，2018年

「緬懷失去的過去，憂慮無家可歸的未來」：羅特小說中的悲劇性個體

作家胡桑從自己的閱讀經驗出發，逐步勾勒了羅特的寫作風格和主題。

胡桑回憶起，他和羅特最早的相識是從《羅特小說集》的第二冊《拉德茨基進行曲》這部小說開始的。「羅特這位作家在中國幾乎沒有人提，在西方名氣卻很大，這套文集適時地出現，再一次拓展了我們對於西方文學的認知。約瑟夫羅特是不能被我們遺忘的，也是我們今天的『重尋羅特』的原因。」胡桑說。

羅特屬於奧匈帝國進入20世紀後的第一批年輕作家，他的文風在同輩中獨樹一幟。與維也納現代派及其之後的年輕作家不同，羅特沒有執着於先鋒晦澀的文學手法，他的文風清晰，句子很短，這與他的記者出身有關。他想要把自己的想法用一種世人都可以接受的語言講出來，特別喜歡用一種簡潔的語言來講故事。如果說與他同時閃耀於文壇的布洛赫是試圖用語言本身來寫作的話，羅特則是堅持用故事寫作的一個人。

籠罩於作品的憂傷氛圍是閱讀羅特很直觀的感受，他對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懷舊與鄉愁在小說里很明顯。哈布斯堡王朝是歐洲最後一個多民族帝國，羅特作為一個猶太人身份在這個帝國里的位置非常獨特：多民族的帝國是超民族的，所有的民族在那裡都能共存；恰巧猶太人就是個超民族的民族，遍布於世界各國，沒有自己的國度。可惜包容性很強的帝國趕上了不合時宜的時代，在歐洲民族主義崛起的19世紀，哈布斯堡王朝最終面臨瓦解。面對這種個人無法挽回的帝國的崩潰，羅特作為猶太人的處境變得十分尷尬。

羅特早年的時候寫下《約伯記》，這本小說的主人公就是一位猶太人，這個猶太人經歷一戰以後，大兒子下落不明，二兒子在戰爭中陣亡，女兒精神失常，母親由於這麼多孩子紛紛死去，也悲痛而死，最後的小兒子也留下了小兒麻痹引起的問題。約伯是聖經人物，他承受了命運的極大打擊，就如同這部書的主人公一般。索幸結尾出現了一點希望：小兒子的病好了——羅特也給自己留了一點希望。從這部小說中可以看到約瑟夫羅特作為猶太人在思考自己的命運：當一個超民族的大帝國滅亡以後，猶太人這樣一種沒有自己國度的民族到底何去何從？和《約伯記》的主人公一樣，羅特也遠離了自己的國度，從此開始流亡的生活。

和《約伯記》同時期的作品是《右與左》，裡面可以看到羅特對於帝國瓦解後的時代的考察。《右與左》的主人公是銀行家的孩子，雖然繼承了父親的銀行帝國，可是遇到了二次大戰之間的通貨膨脹，銀行大帝國一夜之間瓦解。某種意義上，他的銀行帝國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隱喻——所有龐大的事物、一種帝國性的存在終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完全瓦解，這時，個體在其中的生存是悲劇性的。

南非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戈迪默曾這樣總結羅特的小說主題：個人的失敗。在《沉默的先知》這部小說的序言中，羅特說過：「我的小說是寫小人物在大時代的失敗感。」對於羅特來說，根本的問題在於：是該緬懷過去的道路，還是該投身烏托邦的先鋒幻想？羅特選擇了前者，並始終對未來充滿憂慮。庫切曾經這樣解釋籠罩於羅特作品中的憂傷感：「緬懷失去的過去，憂慮無家可歸的未來，是奧地利小說家約瑟夫羅特成熟作品的核心。羅特深情地回望奧匈王朝，把它當作他唯一曾有過的祖國。」

他的小說里出現了很多小人物，除了因為他早年的左翼傾向之外，還由於他對於大帝國瓦解之後一個普通人應該怎樣生存的根本關懷。他看到的是被大時代拋棄的那些人物，比如那些失意的退伍軍人和僕人。《先王冢》裡面的僕人和年輕主人公剛一見面就死了，那種死亡讓人悲傷：一個老人在你面前剛出現幾小時就倒下了，這裡面有對過去的那種不可把着的傷感悲痛。歷史永遠是無情的，可是他要在小說里重新撿拾帝國瓦解以後留下的碎片——那些折射着各種記憶之光的鏡子的碎片。

羅特還有一本小說叫《假砝碼》，在我們這次出版的《羅特小說集》中翻譯為《假秤》。由於出身不好，羅特早年刻意隱瞞自己的出身，偽造自己的家世。但是到了晚年，羅特終於又把故事的舞台放回了故土。

《假砝碼》的主人公是個度量衡的檢察員，相當於現在菜市場的公平稱記錄員。我們的主人公太過盡職，一定要根據原則辦事，讓秤不能缺斤少兩。結果那個地方的人都排斥他，最後將他暗殺。因此，我們從小說中看到的羅特不僅是個沉湎於個人憂傷記憶的人，也是一個有着自己思考的作家：一個秉持自己原則的人不被容於這個時代。羅特的內心有某種對於秩序和內在理想的堅持，在這個意義上他和奧匈帝國瓦解之後的那批作家，尤其是布洛赫，相一致。布洛赫有本書叫《未知量》，和《假砝碼》是同一個主題：一個人不被接納於這個時代，因為他們過多地堅持了對內在秩序和理想的堅守。

《百日》：成為聖徒的拿破崙與「群氓」思考

作為《百日》的譯者，吳慎向我們精心推介了這部羅特最為特別的歷史小說。

《百日》這部作品是在他在流亡歲月里寫就的。羅特的寫作特點是喜歡講小人物的故事，但是這本小說的主角卻是拿破崙皇帝和他的浣衣宮女安吉麗娜。羅特從這兩條線齊頭並進將故事分成四部分進行講述，最後在某一點讓這兩個人物——高高在上的拿破崙皇帝和浣衣宮女產生了交集。

《百日》這本書的開篇是從拿破崙百日王朝的頭一天，而那一天恰好是立春的前一天。吳慎回憶起她翻譯過程中的一個場景：在翻譯的時候學生們的語文課正講到朱自清的《春》，當時她在辦公室里聽見教室里學生在晨讀這篇散文。吳慎說，「那種感覺特別不一樣，我面前正在翻譯的書中講的是法國的春天，耳邊是北平的春天。無論是法蘭西的春天還是北平的春天，在那個時刻突然讓我產生一種共鳴的感覺。」

羅特這本書的受眾其實是法語讀者。在這本小說里，他把拿破崙皇帝拉下了神壇。羅特曾直接對這本小說的法語譯者說，我對拿破崙的構想是對他進行改造，我想把他從神寫成普普通通的、同時「能夠自我升華但也能夠自我貶低」的人。但是在當時拿破崙的形象和地位幾乎是不可撼動的，因此這部小說的銷量最終也不盡如人意。

羅特說的自我升華和自我貶低是什麼意思？自我貶低容易理解，即把拿破崙寫成普通人，而自我升華是這本書後期對拿破崙人生結尾處的刻畫：拿破崙本是窮兵黷武的皇帝，通過軍事力量捍衛自己的政權；但是滑鐵盧的戰敗讓他發現當初追求的建功立業最後都是虛無的。他最終還是回到了宗教懷抱——這個在最開始只願意相信服從他的士兵的皇帝，最終在羅特的刻畫中選擇了宗教。這本歷史小說是他流亡期間寫的，羅特的寫作意圖之一便是希望通過歷史小說的框架表達對納粹政權的抗爭：用宗教的力量融化暴力和瘋狂。

劉煒教授則談了談羅特在《百日》中對「群氓」問題的反思。首先，《百日》這部小說在羅特後期流亡當中不能算是個例外，比如《塔拉巴斯》這部小說，講的是一個沙俄軍官在戰爭中四處燒殺搶掠，甚至連教堂帶牧師都可以用一把火燒了。但是偶然有一次，他深深傷害了一個紅鬍子的猶太老人：他在怒火中燒時把老人的鬍子給撕了下來。因為這件事他的內心受到極為巨大的衝擊，並開始自我流放。他在西伯利亞的嚴寒中不停地跋涉，跋涉到終於有一天覺得自己快要死了，就回過頭去找那個猶太老人去懺悔，乞求他的原諒。在得到原諒後，他安然死去。我們可以看到，羅特後期的作品當中暴君到聖徒的驟然轉變是經常出現的。

無論是在《百日》、《塔拉巴斯》還是羅特之後的作品中，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群氓」。羅特對「群氓」的理解和勒龐、弗洛伊德等人不一樣。勒龐和弗洛伊德的理論將「群氓」描繪為非理性的、容易被「忽悠」的人群。但是在《百日》當中我們說的看到了「群氓」的複雜性。拿破崙從島上往巴黎走的時候，巴黎人民往他身上扔着鮮花，可是幾個月前當國王路易家族復辟的時候，還是同樣一波人在歡呼萬歲。他們不是簡單地一下子就被煽動起來，這幫「群氓」有自己的目的性：《百日》裡的軍官曾經說過，我算什麼東西？我什麼都不是，但我跟着波拿巴就能讓整個世界在我腳下顫抖。這個軍官腦子非常清楚地說，拿破崙把人民害慘了，用「自由」和「祖國」來騙我們。

羅特揭示了這幫所謂的「群氓」的雙重性，和勒龐、弗洛伊德不同，羅特筆下的「群氓」具有一定的主動性，這使得「群氓」和偶像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相互負責的聯繫。由此對照納粹德國當時的情況，我們會發現羅特後期作品中的深刻之處：希特勒的瘋狂背後是德意志「群氓」內心當中的復仇火焰和再次出人頭地的渴望。以這種邪惡的激情為基礎，德意志帝國才有可能被希特勒所帶動，最後重新走上征戰和侵略的道路。

胡桑還補充了《百日》中最觸動他的一個細節：有一次拿破崙坐在座椅上，靠背很硬，不舒服，他覺得自己老了。環視空蕩蕩的皇宮，他想起約伯，發現自己有點像老約伯。面對自己所承受的命運，他感到有點力不從心。拿破崙這個瞬間的脆弱反而能夠讓人親近。羅特用他自己的筆觸將拿破崙塑造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同時最後又選擇自我升華的人，這其中也包含他自己對人、對故土的理解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