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最後的小說家，他的名字不該被遺忘

你今年30歲,也可能40歲,離家多年,生活在城市邊緣,從西搬到東,住一個簡陋的出租屋,睡廉價木材編造的床。

你所站立的土地,不是你的故鄉,永遠無法成為你的家。你懸空在不確定的生活中,以為這裡是暫居之地,待在這裡的時間,竟比你預想的還要長。

這是「你」的故事,是成千上萬漂泊者的故事,也是72年前一個青年人的故事。

青年名朱西甯,23歲,他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讓他成為歷史中「站錯隊伍的人」,自此與親人離散四十年。

在此後漫長的人生中,他始終游離。遠離故鄉,去往陌生城市,多年不購置房屋,不停向陌生的地方遷徙。

多年漂泊生涯,他鄉成了故鄉,故鄉變為他鄉。

這樣漂泊游離的一生也意外靠近了現代化的本質:

陌生、遷徙、充滿不確定性,以及如何在這份不確定中存活下去。

游離

台北辛亥路的山坡巷子裡,一棟老房子坐落於此。房屋後山種着玫瑰、茉莉、月季和一些不常見的花果,花果附近,有一棵桃樹和一棵桂花樹。陽光照在花果上,如霧如霞。

朱西甯與妻女住在這裡。

辛亥路遠離市區,偏遠僻靜,後山本是一片荒地,朱西甯多年前領着家人拿鋤頭鋤掉荒草,將喜歡的花果栽種進去。改造完,後山成了朱家人的秘密花園,他們來這裡遛狗,也來這裡曬太陽。

台灣朱家,文學愛好者一定不陌生,朱家一門三代從事寫作。父親朱西甯是小說家,母親劉慕沙翻譯外文,三個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是享譽台灣文壇的朱家三姐妹,朱家第三代的謝海盟如今也成了一位自由寫作者。

在朱家,每個人都習慣獨處,他們在房間看書,或者在咖啡館寫作,除了朱西甯和女婿唐諾,其他人靠稿費生活,沒有上過一天班。

直到今天,朱家後人還擠在朱西甯留下的老房子裡,他們對物質的要求低於普通人,衣着樸素,在收費便宜的咖啡館寫作,寫作的工具不是電腦,也不是手機,而是筆。

朱家幾乎不會出現任何現代設備,朱天心的丈夫唐諾向《好奇心日報》解釋,「只有讓你的生活儘量簡單,你的自由度才會出來」。

朱家三代人過着一種與現代人相悖的生活,他們不為名利困擾,不被熱度新聞裹挾,不去思考名校、996、KPI、薪資漲幅、內卷還是躺平——這些當代人常見的焦慮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朱家人這樣罕見的活法像是證明,流動的時代里,你完全可以過一種靜態的、反潮流的生活,不需要和流行貼得那麼緊密。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過?或許從朱西甯開始,朱家人游離時代之外的姿態就被奠定了。

朱西甯一直被外界稱為台灣現代主義作家,事實上,他是大陸人,祖籍山東,在江蘇宿遷長大,小時候常於蘇北安徽等地漂泊。

1949年,他放棄學業加入國民政府軍隊,隨軍來到台灣,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從這一年起,台灣全省戒嚴,近40年,兩岸之間互不往來。

朱西甯身份尷尬,對於大陸,他是台灣作家,是海岸那邊的人。對於台灣,這是外來兵,永遠的外省人。

朱西甯的妻子劉慕沙是台灣本地醫師的女兒,慕沙的父親常告訴她,「嫁給外省軍人的話,不如剁給豬吃」,這樣激烈的觀念側面印證了那個年代,台灣本地人對大陸軍人的態度。

劉慕沙鼓起勇氣帶着樂譜和網球拍與朱西甯私奔,才有了他們後來的婚姻。

常年漂泊,在一個眷村與另一個眷村之間遷居,容易形成游離感。漢語解釋里,游離指「離開集體、聯盟或者依附的事物」,也能用來形容人的漂泊與孤獨。

北漂、滬漂們或許對這種游離狀態有所共鳴,七十年前,朱西甯的感受更深、更痛,游離於兩地之間的距離,游離於無法產生歸屬的心理。

朱西甯的女兒們稱,父親從沒有將這座島嶼視作可以落腳生根的地方。在台灣住了幾十年,朱西甯不打算買房,他告訴家人,「買什麼房子,安家落戶的,就不打算回去了麼?」

1976年攝於台北景美家的後山

等到三個女兒長大,狹窄的舊屋無法容納這一大家人,朱西甯意識到返鄉無望,才購入一套房產。

搬家那天,朱西甯的臉上完全沒有喬遷之喜,中國人傳統觀念里,買房代表落地生根,他無法在這裡生根。

女兒們的印象里,父親對故鄉的眷戀處處可見,台灣的冬天很少下雪,每當看到雪,朱西甯會把女兒們叫起來,很小聲地告訴她們,「這是霜,老家的冬天,早晨就是這個樣子。」

他始終在等待着有一天回到故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兩岸仍未互通。朱西甯失望,又像是認命,他在小說《現在幾點鐘》裡寫道:「家不一定都是使你習慣的地方。」

買房前的二三十年,朱家人住眷村,這是國民政府在特殊時期安排國民黨軍人和家屬的住所,眷村住着120萬像朱西甯這樣的人,他們用內陸城市的名字為眷村街道取名,讓這裡出生的每個孩子熟背大陸老家的地址。

從現在的眼光看,朱西甯和這120萬人都是做錯了選擇的人。站立當下回望過去,所有複雜的選擇都變得很輕易。但是,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誰又能預測未來將會發生什麼?

朱西甯青年時期

朱西甯的長女朱天文在一篇文章里,還原了父親棄學從戎前一晚的情形,「父親的說法是,(他)哭着寫日記,隔壁屋裡有年逾花甲的兩老,窗外叢竹的天井對面,有一段不了情,更還有那個年齡貪戀的學問、學位......要割捨的太多,煙頭燒掉半個木棉枕。」

第二天天亮,種種不舍都被他割捨下了,最終,朱西甯只帶走了一本張愛玲的《傳奇》,帶着這本書,他走過遍地戰火,走到了距離宿遷七八百公里的台灣。

多看一眼

張愛玲是朱西甯創作路上的啟蒙者,朱西甯從軍來台時,一切從簡,唯獨《傳奇》捨不得放。

增訂版《傳奇》在香港出版時,朱西甯忍不住寫信寄去,為張愛玲的新作祝賀,多年後收到了張愛玲的回信,信里稱,她看過朱西甯的小說,不止一遍,尤其喜歡《新墳》。

此後,二人通信多年。其中一封信里,朱西甯傾訴自己對於文學的沉迷,進行自我剖析:

「時常亦會忽生疑問,文學作品由着人去欣賞就算了,人的天賦各異,任你多有熱心又算得什麼......我也不過只像個動情少年,被其實一無是處的戀情滋味飽飽脹脹的充足了,老要溢出去。說不準是要與人分享,還是渴欲人知而得同情。」

那個年代,張愛玲的小說影響了不少作家,卻沒有人會像朱西甯那樣,愛屋及烏地收留了張愛玲的第一任丈夫胡蘭成。

1974年,為了給張愛玲寫傳記,朱西甯拜訪正在台灣講學的胡蘭成,與胡蘭成結交。第二年,中華雜誌發表文章《漢奸胡蘭成速回日本去》,胡蘭成無法繼續講學,整個台灣文化界都在圍剿他,朱西甯發來了邀請,請他住在自家隔壁講學。

胡蘭成(左)朱西甯(右)

胡蘭成是人人唾棄的漢奸,朱西甯是日本侵華的受害者。人們能想到的最強烈的一層衝突也不過如此。

沒人理解朱西甯為什麼這麼做,妻子劉慕沙和他爭論,不少好友也與他絕交。

當他邀請好友瘂弦旁聽胡蘭成的文學課時,瘂弦回復,「聽你個頭!西甯,我們都是一起走過抗日戰爭的人,你怎麼會和漢奸在一起?」

「和漢奸在一起」,是朱西甯這一生最受爭議的舉動,讓他付出了太多太多,老友絕交,聲名掃地。

朱西甯很少為自己辯駁,多年後,次女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夢》裡寫道,「我沒問過他如何料理這國族情仇糾結,我猜,或許他長年地幫母親過目譯稿,早已晉身另一個超越眼下國界的文學共和國了吧。」

朱家祖輩信奉基督教,朱西甯也受基督教義影響。他曾在朱家客廳里,為學生講解《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中有個故事,上帝決定摧毀罪惡之都索多瑪城,摧毀前,他派天使提前告訴商人羅得,示意羅得可以帶妻女離開,往山上跑,不要停留,也不要回望。

逃命過程中,羅得的妻子沒有遵守,往身後看了一眼,就這麼一眼,她被化作一根鹽柱。

羅得之妻的多看一眼或許因為「欲望」,朱西甯的多看一眼源於「不忍」。女婿唐諾告訴《南方人物周刊》,朱先生有「多看你一眼」的不忍,他對世界充滿同情,肯給別人機會。

他不顧所有人反對收留胡蘭成,晚年自掏腰包創辦《三三集刊》,聚集三三青年,都是在「多看他們一眼」。

所謂三三,頭一個「三」是三民主義,第二個「三」與基督教相關,指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朱家會為這些三三青年提供免費餐食和寫作指導。

這樣一個熱愛文學的人,為了給青年學生講解指點,一度放下寫作。學生的作品中不乏一些粗製濫造的作品,還有人意不在此,來朱家只為蹭些名聲,或是接近朱家的女兒們。無論是誰的作品,朱西甯都一行行地認真閱讀,給出自己的建議。

朱天心為父親不平,朱西甯解釋,自己在流亡時期痴迷文學,如果有個前輩能在那時點撥一下,他在文學創作上可以少走不少彎路——朱西甯在流亡路上沒有遇到這樣的前輩,他願意成為這樣的人。

外界對三三爭議很多,朱天心回頭再看三三時期,像是一個「找士、養士的過程」,他們尋找有才能的人,共同學習和傳播詩書禮樂,沒有外界想得那麼傳奇,也沒有外界臆想得那麼糟糕,「只是我們自身能力學養不足,終只成了一場較長的文青夏令營。」

大陸作家虹影,雖不是三三青年,作為後輩作家,也曾幾次受朱西甯指點。虹影發布小說《六指》,朱西甯為她寫評論,稱這是一部才華與功力兼美的作品。

虹影給朱先生寫信,很快得到朱西甯的鼓勵與鞭策,鼓勵她繼續寫作。

上世紀九十年代,虹影去台灣參加文學研討會,朱西甯頭髮全銀,面貌慈祥,贈予她四本朱家兩代人寫的書,兩人聊了近六個小時。

朱西甯告訴虹影,別去學時下的新生代作家只凝視微觀自我,要將視野放得更廣闊。

內里的核

虹影眼中,朱西甯喜歡動物,安寧慈祥,是世上極少數的大慈悲者,如果有一天沒了家,想必朱先生也會收留自己。

接觸過朱西甯的後輩有相似感受,朱西甯溫和清瘦,一生不超過50公斤,對什麼都表現得淡淡的,唯獨在小說創作里,展現出山東男人骨子裡的血性。

事實上,朱西甯從沒去過山東,他是父母四十幾歲生下來的小兒子,上面有兩個哥哥六個姐姐,朱西甯出生時,哥哥姐姐們已經流散在外,有人讀書,有人剿匪。朱天心說,自己的父親是個非常寂寞的小男生,跟隨爺爺奶奶長大,聽了許多他們描述的山東民間故事。

朱西甯的小說背景發生在民國初期的山東鄉野,他對人物的刻畫狠辣決絕,《鐵漿》裡,孟昭有為了爭奪官鹽承包權,生生灌下鐵漿,將鮮紅的鐵漿像灌進沙模子一樣地灌進嘴巴里。

「鐵漿劈頭蓋臉澆下來,喳——一陣子黃煙裹着乳白的蒸汽衝上天際去,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里的炸裂,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

另一篇小說《旱魃》裡,主線是馬匪和戲班少女的愛情,穿插一些山東當地民俗,作家莫言同樣出身山東,看完後稱,朱西甯的語言強悍、飽滿、意象豐富,「這是一個少小離家浪跡天涯的小說家,在用語言來尋找和創造心中的故鄉。」

「如果早幾十年讀到,(我)怕也不會有勇氣寫《紅高粱》了。」莫言說。

用文學構建記憶中的故鄉,以此來延續心底的思念,或許是支撐朱西甯度過漂泊生活的根基,也是他內心的核。

朱西甯21歲開始寫小說,媒體報道,他到台灣後,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創作生涯超過半個世紀,女兒們的印象中,父親總是不睡覺,就這麼伏在書桌邊,寫了一天又一天。朱天心告訴《好奇心日報》的記者,「那是我最初知道,世間有一個事可以讓人這樣着魔,但是那個狀態又是很素淨、很虔誠的。」

朱西甯經典作品大陸首次出版,理想國推出

46歲那年,朱西甯為了專事文學創作,提前退役,他沒有一點存款,每個月赤字,女兒們都覺得這樣的選擇好大膽,朱天心稱,「他在人生里的幾次重大選擇,完全以文學為最高,其他都可以讓渡、舍掉、放棄、再說,可是只有這點他不鬆手。」

她在回憶錄《三十三年夢》裡寫道:「脫開小說家身份時的父親,是個單純正直近於天真好欺瞞矇混的人。」

「脫開小說家身份時的父親」這句旁,朱天心加了一句批註:「可能嗎?」

時隔多年,朱西甯再次與故鄉產生聯繫是1979年,他收到了六姐的來信,信里稱,他們的父母已於六十年代去世,兩個兄長也不在了,族中親友四散,親友們都在動盪年代裡嘗透世態炎涼的滋味。

等了多年,盼了多年,等來的結果,比等待的過程更加煎熬。

朱西甯有個朋友,也是一位作家,名舒暢,他與朱西甯有相似的感受,他當年隻身一人來到台灣,留下了妻子和在襁褓中的兒子,沒想到此後多年音信全無。

他等了幾十年,終於等到可以尋親時,回到家鄉他發現,妻子已經去世十年,兒子也從襁褓中的嬰兒成長為一個中年男人,血緣的連結也彌補不了他在孩子生命中缺席的那些年。

一點點的永恆

1987年底,兩岸破冰,台灣當局宣布退伍士兵可以回大陸探親。第二年,朱西甯帶着妻女回到宿遷老家,距離他初來台灣過了近四十年。

這次探親,朱家姐妹才發現,原來自己的故鄉不是山東臨朐,而是江蘇宿遷,也了解了那段被塵封已久的家族歷史。

真的能與那些從未會面的朱家後人親近嗎?朱家姐妹心裡有些忐忑。那些年,她們常常聽說,老兵返鄉後,傾家蕩產子孫不認的傳聞。等到真正來到宿遷,她們鬆了口氣,朱天心驚訝地發現,「那務農的、做黑手的、剛放學的......皆一臉雀斑,見人就臉紅的靦腆神情,好像在照鏡子。」

台灣當局開放探親的前幾年,朱西甯每年都會返鄉,他拿出積蓄修好了父母和兄長們的祖墳,又四處拼湊查訪出一份完整的族譜,記下族裡每個人的名字。

離開家鄉時,他是23歲的青年,回來時,成了年過60的老人。為了彌補這麼多年的缺失,朱西甯對家族後輩傾囊相授,鼓勵每個孩子上學,幫忙湊齊學費,有些後輩希望向出版社投稿,他會幫忙潤飾稿件,有些後輩想要出去創業,他也拿出近乎全部的積蓄。

朱家姐妹意識到,本以為父親對親情看得很開闊,原來他有着這樣的執着。

朱西甯生命的最後十多年,把自己關在小房間寫《華太平家傳》,這本書說的是華氏一族的百年流亡史,祖父華長老傳教辦學,用山東話講聖經,父親營生興家,家族裡的孩童流落到南方小島,華氏一族的命運與朱家如出一轍。

朱西甯通過這樣的方式記錄下朱家祖祖輩輩的經歷,他從樓上臥房搬到樓下客廳,長期窩在茶几邊的長沙發角落,旁邊放着幾大摞書,他一直不停地書寫。

他寫《華太平家傳》近20年,有時寫了十幾二十萬字,如果他覺得不夠好,會一次次地銷毀再從頭來過,改了整整七次。

第八次啟筆,他寫了近30萬字,想梳理一下書稿時,發現所有的書稿都被白蟻啃食乾淨,向着書桌的那一面書稿完全粉碎了。

眼見朱西甯的多年心血毀於一旦,其他人痛心不已,他卻很平靜,告訴女兒們,或許上帝是用這種方式委婉地告訴他,這本書寫得不夠好。

直到朱西甯1998年病逝,也沒有完成《華太平家傳》,他對這本書最初的篇幅預計是300萬字,去世時只完成了55萬字,這是他的第九次啟筆。

長女朱天文眼裡,父親晚年的做法像極了《百年孤獨》裡的奧雷里亞諾上校,那位上校為人冷漠,與父親的性格截然不同,但奧雷里亞諾上校重複製作小金魚,又將其損毀的模樣,與父親晚年用盡心血寫作又不斷銷毀的身影重合了。

《百年孤獨》裡,長時間的工作讓奧雷里亞諾上校的背脊駝了、視力弱了,他得到了心靈的平靜。現實中,不斷去寫作或許也是朱西甯獲得平靜的方式。

去世前一年,朱西甯得了肺癌,最後的日子,他仍然不願意麻煩別人。

纏綿病榻時,他會抱有歉意地向妻女們說,「累壞你們了」。打電話告訴六姐自己的病情時,他的第一句話是「六姊,抱歉,讓你掛心了。」

臨終,朱西甯希望自己葬於南港軍人公墓,在那裡,墓地的大小按照主人生前的階級分配,按照他的軍階,墓地如同鴿子籠一般。妻女們明白,他是想給家中節省辦後事的費用。

朱家全家福

朱家人沒有遵循這樣的遺言,而是將他的骨灰放在劉慕沙的床頭柜上,放上一個盆栽,偶爾會有貓睡在附近——一如朱西甯生前那般,他在沙發上寫作,總有隻貓圍繞身旁。

過了近20年,2017年,劉慕沙也去世了,三姐妹將父母合葬在了陽明山上,陽明山在台北近郊,風光秀麗,他們選擇花葬,將骨灰灑進花壇下方,來年,便會長出漂亮的花。

老一輩人離開了,他們產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朱家三姐妹始終維持着父親在世時的生活狀態:不講吃穿用度,事事以文學為先。

大女兒朱天文用柔和的筆調書寫邊緣人物命運;二女兒朱天心愛好動物,定期餵養流浪貓,為公共事務奔走;三女兒朱天衣寫童書散文,為孩子們造夢。

她們站在時代之外,維持獨立又游離的姿態。

2018年,《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邀請朱家姐妹將朱家的故事記錄下來,這個系列曾紀錄過周夢蝶、余光中、瘂弦等多位曾在島嶼寫作的詩人和作家。

幾年前,朱家姐妹拒絕過片方的邀約,而這一次,她們同意了。朱天心解釋,父親去世20年,母親也走了,「這一頁歷史似乎要翻過去了,我們不說,不會有人知道。」

借着拍攝紀錄片的緣故,朱家姐妹們再一次踏上返鄉之路,她們發現,宿遷早已變了模樣,城市的新建築遮蓋了故鄉的舊影。

朱西甯當年修葺的朱家祖墳被「文明城市示範街」的建築覆蓋,他曾走過的黃河廢古道成了如今的生態公園。

城市改造大刀闊斧,朱西甯記憶中的故鄉,愈加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