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在武漢工作生活的心理諮詢師。武漢封城第二天，她所在的心理援助熱線就迅速進入疫情期工作狀態。2月初，她分享了她的故事《一個武漢心理諮詢師這樣剝離自己的恐慌》，《我在電話這頭，試圖幫武漢人平復「被現實打蒙的感覺」》。解封後，她寫了本文。作為一個身在其中的普通武漢市民，同時作為一位心理諮詢師，她知道城市解封可以倒數，但心理解封，尚需時日。
也許很多人會認為，解封令一出，武漢人的心裏面一定滿心歡喜，奔走相告。憋瘋了的人們紛紛走出家門，報復性出行，報復性消費，武漢可能很快就能恢復到封城之前的車水馬龍......一度，我也這麼認為。
直到3月31日，當我第一次走出小區，才真切地體會到，不是這樣的。
3月18日，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發通告，允許無疫情小區居民在小區內活動。3月31日，我所在的小區，第14天連續無疫情，社區網格員在群里通知：小區居民每人每天可以憑健康碼出入小區1次，出行限定2小時。
當我在小區門口，打開手機微信，準備掃描保安遞過來的健康碼時，心裡竟然非常的緊張，萬一申請的健康碼不是綠色的，我該怎麼辦？等到順利走出小區，我站在門口，一瞬間突然忘了我該去哪兒？內心湧上來一種不知道往左走還是往右走的感覺。
我思忖着，我出門的目的是什麼呢？其實僅僅就是因為看到社區網格員發出的通知後，衝動而興奮地下樓了。
我腦海里浮現出一個畫面：監獄的小門打開，刑滿釋放的人緩緩走出來，遲疑的表情，茫然四顧的眼神，無不透出內心深處的害怕、退縮、不適應。可能就像此刻，在55天後，第一次走出小區的我的眼神。
對小區解封感到不適應的並不是我一個人，而是分布在我身邊，包括一起參與心理援助的同行，還有打來電話的求助者們。雖然疫情爆發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且已得到控制，但是，人們心理上的苦難遠遠沒有過去。武漢有成千的死難者，沒有告別，還未安葬，有些家庭還在用善意的謊言瞞着家老人和孩童.....1000多萬武漢人民，不管是在城內還是在城外，這兩個多月來承受的煎熬都會被他們終身銘記。
我所在的心理援助機構隸屬於武漢一家市屬三甲醫院。疫情期間，醫院除了配置密集的視頻學習、督導，還組織了以關愛自助為宗旨的小組活動，每周一次。組員們可以講述值班遭遇，分享經歷、表達各類情緒：委屈的、憤怒的、難過的、困惑的、傷感的等等。
小組就像援助人員的樹洞，我們抱團取暖、彼此支持、激勵前行。
這樣的小組活動極大地疏泄了我們自身可能產生的不良情緒，這是心理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種自我關愛方式，可以讓我們穩定地投入到心理援助中，有力量幫助更多前來求助的民眾。
解封通知發布後的那次小組活動中，小組十多人沒有一個人表達喜悅。一位在藥店工作的志願者說公交車開始運營了，老闆卻建議他們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擔心再有員工感染新冠肺炎。幾天前他也坐過幾次公交，開着窗，乘客不超過10個人，相互距離很遠，但是他也不敢再乘坐了。他的同事感染過新冠，治好後，健康碼依然紅着，現在繼續在家隔離，哪兒也不能去。
這些信息令他煩躁、焦慮、恐懼，不知道誰能保證解封之後的安全？
另兩三位一直居家隔離的志願者，最近一周內情緒起伏比較大。得到關於分級解封的信息後，也未體驗過輕鬆。好像現在熬到解封了，似乎沒人能給民眾一個更明確的交代，民眾只能自己勸慰自己。現在這是一個全球性的事件，所有的難熬、委屈，除了接受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還有一位醫生志願者，她家裡有老人和小孩，小孩沒有健康碼，無法出門。申請健康碼的通道在3月24日已經關閉了，這讓她心情有些抑鬱，感覺沒勁，不想說話。
同行說，最近打來電話求助的市民情緒也格外難以理解，語氣不耐煩，夾雜着不明來由的煩躁，讓提供援助的人感到迷惑、無奈。
那是我印象中，小組成員爆發負面情緒最多的一次。我和我的同行們陷入到了一種集體性的情緒反應中，被各種負面情緒籠罩着，但引起情緒的原因無法明確。
我在做哀傷輔導過程中，發現很多個案的哀傷情緒中都含有憤怒。比如有人會說：「這真的很不公平，為什麼是我身邊的同學發生了意外？」還有些人在悲傷的時候往往也有「易激惹」的表現，動不動就發火，或者對之前熟悉的環境變得厭惡起來。
而憤怒和悲傷，這兩種情緒很容易被人們在表達過程中混淆處理。面對同一事件，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是該生氣還是該傷心？年齡較小的兒童和部分女性尤其如此，他們很難正確區分悲傷和憤怒的差別，經常將二者等同起來。有些人聲稱自己從不生氣，但卻經常感到有些傷心。
這可能與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有關，因為表達憤怒常常不能被人容忍和接受。所以憤怒是一種次級感受，它總是被我們包裝隱藏得很深，不會輕易示人。
我能感受到，並且理解我的同行們，撕開負面情緒，背後隱藏着的是令人憂傷的脆弱和淚水。他們心靈上遭遇的困境可以代表1000萬武漢市民和所有居家隔離的普通民眾，疫情雖然控制住了，但是心靈上的恐懼並沒有完全消除，隨之而來的解封和復工，也完全超出了封城時人們的預期，一切都還是不確定的，仍然困難重重，讓人感到沮喪、無措。
倖存者內疚感，或稱K-Z綜合徵，是一些具有特徵性的症狀模式。具體症狀包括焦慮和抑鬱，社會性退縮，睡眠障礙和夢魘，軀體不適和情緒缺陷，伴隨驅力的喪失（不明原因的低落）。
這些倖存者通常對他們在創傷中能活下來，而其他人，如他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沒能活下來，感到內疚。
倖存者內疚的變異形式有：急救服務人員可能責怪自己在幫助處在危險中的那些人的時候，做得太少；心理治療師在面對患者的痛苦時，也可能會感受到一種內疚……
倖存者內疚感並不容易被自我所識別，而是隱藏在人們日常的言行舉止里，左右着人們的情緒反應。
武漢的這次疫情，倖存者群體非常龐大，每個人都可能會表現出輕重程度不同的症狀。本人或是近親屬患病的，引發的負面情緒反應程度更重。沒有目睹親人死亡過程的比親眼目睹的人反應要輕。
不患病人群不代表心理上不會觸發倖存者綜合徵症狀，有的可能很輕微，有的可能不明顯，有的可能時間很短，有的可能長期隱藏在內心深處。
我意識到，我出現了較輕微的「倖存者綜合徵」症狀。當我與自己的心理諮詢師談論這種退縮反應的時候，我告訴她，我感到關久了，不想出門。我們探索到這種退縮的背後是一種內疚感。這是我內心對於父母亡故的內疚感在這次疫情隔離中被激活後的反應。
我的體驗師告訴我：即使你的餘生對你來說似乎無足輕重，但你要知道，活下來沒有罪過。無論何時，人能感受到活着的時候很高興，本身是件很棒的事。
那一刻，我任由淚水肆意地流淌。等到痛快哭過後，情緒慢慢平復，身心內外輕鬆，沉重的內疚感也隨着眼淚流走了。
在心理援助過程中，我也接到過類似的求助電話，他們的綜合徵包括嚴重的倖存者內疚感、社會退縮反應，還有各類焦慮、軀體不適感等等。
一位年輕的男士打來電話，訴說他的媽媽在2月份確診新冠肺炎，沒多久就病逝了。他說沒想到媽媽被推去重症監護室後，就再沒機會見面了，他為沒有與媽媽見最後一面而愧疚自責。
一位50多歲的女士，在解封之後，內心的恐懼感變得與日俱增，甚至為此夜不能寐。擔心復工的女兒出行不安全，擔心公共場所、公共設施消毒不到位，擔心自己出門染病。
一位女護士描述她從一線撤下來後，失眠嚴重，經常重複對家裡人和朋友強調不要出門，即使解封也不要隨便出門。因為得病的人死狀太悽慘了，是活活憋死的。
……
我和我的同行們在電話線的這一端，聽着痛心又沉重。
我不知道這樣的人具體數字是多少，他們可能會打武漢的援助電話，也可能會打其他城市的援助電話，也可能根本沒想到還可以打援助電話，來讓他們自己好過一點。
創傷性情境結束了，並不意味着創傷也隨之消失。好比城市解封了，並不意味着災難沒有發生過。
倖存者內疚感只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一類反應。從倖存者內疚發展成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比例，和感冒後咳嗽變成肺炎的比例相當。
如果創傷得不到解決，就可能產生創傷後應激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是一個人面臨異常強烈的精神刺激後，在較遲一段時間後才會發生的應激相關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簡稱PTSD）的主要表現是：創傷性體驗反覆闖入意識或夢境中，患者處於高度的焦慮狀態，極力迴避任何能引起這一創傷性記憶的場景，心理、社會功能嚴重受損。
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後，有個別人因為疾病慢性化而終生不愈，喪失勞動能力；半數以上患者伴有物質濫用、抑鬱、焦慮等；自殺率也比普通人群大幅增高。
徹底的平復，需要時間。
他是你親人的身份消失了，但是其實他以後無處不在。「他只是跳出了時間，變成宇宙里最原始的組成部分：分子、原子……」。慢慢地重新構建成你身邊的其他事物，以後為你遮風擋雨的大樹是他，為你抵擋寒冷的毛衣是他，你疲憊時看着桌頭的掛件還是他……
從心理治療的角度看， 悲傷主要產生於愛與被愛的渴望得不到滿足，是人們內心經歷「分離」的一種反應。這裡的「分離」是廣義上的，指原本擁有的一些東西，正在或者已經離我們而去，例如親人的死亡、失戀、離別等等。
離別當然會令人傷感，但它同時也會讓人感到沮喪和氣憤，甚至絕望。「分離」的體驗，就好比自身的一部分被抽掉了，那個離我們而去的人威脅到了我們的存在、意識和人格的統一性，因此我們可能會對他產生怨恨情緒，並由此產生憤怒。
在經歷了「不接受現實」的悲傷階段後，悲傷者就進入了凌亂情緒的爆發階段。在這個階段，他們很難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他們會痛哭流涕，變得十分焦慮，甚至發怒；他們會把親人離去的罪責都歸於自己，儘管後來又會把這種難以承受的負罪感轉移給他人；他們甚至會對死者產生怨恨感。很多人容易表現出悲傷痛哭，卻很難表達內心的憤怒和怨恨。
悲傷的時候，倘若悲傷者能夠發泄心中的怨恨，他們就不至於那麼消沉。在久久的悲哀之後，人們需要再次清醒地認識到「離開者」是善惡並存的，從而坦然地接受他們的離開。
所以哀悼是治癒創傷的一個必經環節。
2020年4月4日，清明節，全國性哀悼活動舉行。全國和駐外使領館下半旗誌哀，全國停止公共娛樂活動。這次哀悼活動多多少少讓武漢市民，以及疫情喪親的家屬，心理上增添了些許的安慰。畢竟，這是第一次公開有了一個機會，讓這些傷心的人釋放內心的傷痛。
4月2日，我去社區辦理出省申請。武漢市對出省人員的要求是4月8號之前，除了到社區提出申請，還需要去指定地點接受兩次核酸檢測，帶着陰性的核酸檢測結果和綠色健康碼才能離開武漢。
我兒子年前回山東爺爺奶奶家過年，誰也沒想到一阻隔就是70多天。老人念叨孩子上網課積極性不高，總是被老師點名，多次透露出掩飾不住的焦慮。我也承接了這種焦慮，在過去兩個多月封城期間，這種焦慮的情緒和對兒子的思念交織在一起，時不時湧上心頭。我計劃着8號解封那天就出城去，把兒子接回武漢，為即將到來的復學做準備。
■ 排隊等核酸檢測。
檢測核酸的過程比我想象的要簡單，只需要咽喉擦拭取樣就行。看着檢測人員拿着棉簽讓我張開嘴巴的時候，心情還是放鬆的。但沒料到的是她非常用力的來回擦拭我的咽喉部位，我有慢性咽炎，喉嚨瞬間開始干癢，只想嘔吐，好在幾秒鐘就結束了。採樣人員詳細核對了我的身份證號、聯繫方式。她的謹慎不由得讓我又有些許緊張，萬一我就是那傳說中的無症狀感染者，該怎麼辦？
檢測手續辦完後，我沿着熟悉的街道慢慢走着，車明顯多了，但是街道兩邊的商場、酒店、餐館等還沒有恢復營業，人不多，看起來仍然冷清。路邊銀行開着，門口擺着測量體溫的設備，監督掃健康碼的值班人員都穿着白色的防護服，嚴陣以待的樣子。有些小社區的超市和早點鋪子也開着，人員齊全的也會派個人站在門口，要求進店必須掃健康碼……
我發現我對出行這件事異常敏感，既害怕不讓我出們，又害怕一下放我出門，有些不適應。我走得很慢，眼前的一切，讓人既熟悉又陌生，有種不真實感。
4月4號，我查詢到了我的核酸檢測結果，看到「陰性」兩字，感覺心裡一松，就像摸到了河底的一塊石頭。我開始在網上訂出行的火車票，有很多直達的列車還處在停運狀態，我只訂到了8號從鄭州轉車到山東的火車票。
我把8號要離開武漢的消息告訴我的同行和朋友，她們回應我：羨慕我有機會可以離開武漢。我的閨蜜告訴我，真想也出趟遠門看看風景。我跟她們的心情一樣，去接兒子返回是一個十分充足的理由。但我知道，在這個理由背後，是我一直有想逃離武漢的衝動，從1月23日封城那天開始，從來沒有放下過。
想逃離的，或許是一種讓自己感覺壓抑、煩悶、難過、無力、不舒服的感受。我需要有一個空間，與自己過去這76天的所思所感拉開距離，讓飄浮在心頭的那團難以名狀的東西落下來，可以不再被輕易侵擾，可以安頓下來。
8號的凌晨，我的朋友圈被「武漢解封」的信息刷屏，諸如「武漢重啟」 、「熱乾麵，歡迎歸隊」、「76個日夜，這一天值得等待」之類的信息從四面八方轟炸過來。有的人甚至把這一天形容為過年，很多本地的商家在網上派發促銷的消費券，目之所及，一派喜慶與繁榮。我有些詫異，也許人們太需要這種網上的歡愉了。我知道有很多小區在發現個別發熱人員後，又被取消了「無疫小區」 命名，普通居民繼續被禁足在小區，出行僅限於復工復產人員。
■ 4月8號中午1點，我在去火車站途中。地鐵上人很少，檢查人員加上工作人員的數量，合起來與乘客數量大致相當。
■ 4月8號下午3點，武漢站里有些擁擠，與平日看起來快差不多了，新聞提供的數字是大約5.5萬人乘坐火車離開武漢。
■ 高鐵上，每個車廂之間門是關上的，不允許互相走動。
當我坐上駛離武漢的列車，望着車窗外滔滔的長江水，我知道在我居住的小區，鄰居們依然保留着讓社區糧油超市送生活物資上門的習慣。網格員不遺餘力在群里宣傳着，解封≠解防。作為一名心理健康工作者，我會說解封≠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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