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跟蹤過的女孩們｜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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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則由一條微博引發的報道。

在那條微博中，一位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吐槽自己只能穿最丑的衣服出門，因為，愛健身的她曾兩次遭遇陌生男子的跟蹤。

藉由這個故事，我們對「跟蹤」進行了一次相對深入的了解與探究，並由此發現，跟蹤的發生並不罕見，而跟蹤行為的受害者數量，也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任何人，無論男女，都可能成為跟蹤行為的受害者，但因為身體能力等原因，女性受跟蹤的困擾程度要遠高於男性。

只是，在現實中，因為其行為的隱秘性，跟蹤常常被忽視與低估。至於跟蹤究竟是什麼，一位澳大利亞警察的總結足以令每一個人警醒：「跟蹤是殺人不見血的犯罪，罪犯可能並未對受害者動一根汗毛，卻足以使受害者的個人生活陷入長期癱瘓。」

文 | 羅芊

採訪 | 羅芊 程維佳

編輯 | 金石

沉默的對視

邵君家住上海，是一個愛健身的女孩。她畢業於體育院校，從前做記者時，在採訪與寫稿的間隙，每周都會去好幾次健身房。長期的有氧訓練和力量訓練，讓她的肌肉線條愈髮漂亮，馬甲線、直角肩、天鵝頸，翹臀——那些檢驗好身材的標準，她通通都符合。

但好身材帶給她的，不僅是愉悅，還有麻煩。

先是圖片被盜。一次，她買了一條修身的裙子，穿着很好看，就拍了張照片發買家秀。不久後，有朋友給她發來一條鏈接，點開一看，那張買家秀被人搬運上了虎撲，還取了一個露骨的標題《媳婦兒新買了裙子，晚上有得玩了》。而這個發帖的人，邵君根本不認識。

除了被盜圖，她還得時刻提防被偷拍。地鐵上，大家都在低頭玩手機，或是閉目養神，偶爾就有那麼一兩個人，喜歡悄悄把手機舉起來，看看手機，再看看她——很明顯地是在偷拍。她不是那種會直接跟人起衝突的個性，遇到這種狀況，通常只能選擇走遠點，不理對方。只有一次抓了現行，是因為那位男士背對着車門，舉起手機想要拍她，但那個手機屏幕被身後的玻璃完完全全映出來了，邵君太生氣了，直接抓住對方的手機質問，「你幹什麼？」

去年7月，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那是她剛剛搬去一個新小區的第二天，在健身完回家的路上，她被跟蹤了。

她也不知道那個人是從何時開始跟着自己的，等她發現時，已經進了單元樓。當時她正在看信箱，一個人影趁門禁還未落鎖時閃了進來。那個瞬間，邵君抬頭看了一眼。

感謝這次抬頭，讓她意識到了危險——剛剛閃進來的那個陌生人，剛才明明是走在她前面的。一個人走去前面的單元，卻忽然折回來，也不自己刷門禁，偷偷跟進來，她感覺不太妙，「人不可能連自己家在哪都搞錯吧」。

邵君決定在樓下等一會兒。如果這個人真是這棟樓的住戶，等對方進門了再回家，她也安心。如果這人不是住戶，她等一等，絕不暴露自己住哪一層。

當時正是晚飯時間，回家的人越來越多，樓上的房門開開關關，她也無法分辨，剛才那人到底有沒有進屋。

等了幾分鐘，邵君決定走上去看看。她原本住在二樓，但走到家門口時，卻不敢開門。她只能繼續向上走。三樓，四樓，那個人果然還在樓道里。見她上來，便跟着其他住戶一起往下走。沒有目光接觸，沒有說話，他們擦肩而過。

韓國電影《門鎖》講述了一個獨居女孩被跟蹤的故事

接下來的幾分鐘，雙方陷入一場沉默的對峙。跟蹤者在樓下，卻沒有出單元門，邵君在高樓層，等着他離開。

樓道里人來人往，單元門口有阿姨爺叔支了張桌子在打牌，跟蹤者絲毫沒有要走的意思，邵君決定下樓直面對方。熱鬧的鄰里氛圍給了她勇氣。

在一樓大堂。邵君盯着對方，一邊給朋友打電話，跟蹤者見行跡敗露，匆匆離開，臨走前還走過來對她說了一句，「幹嘛」。

隨後，邵君去調了小區監控，視頻顯示，跟蹤者從小區門外就開始騎電動車尾隨她，他騎得很慢，有時停在她前面，等她經過後再慢慢跟上去，有時就遠遠跟在後面，等邵君到單元樓下，他已經把車停好了。這位跟蹤者相當有經驗，騎車時戴頭盔遮住面部，下車後仍戴着防風鏡和口罩，監控沒能拍下他的樣貌。

這次跟蹤事件後，邵君想到過搬家，但看着家裡剛剛搬過來的大大小小的十幾個紙箱，她很快放棄了這個想法，並告訴自己，要再警惕一些。

一個多月前，她又遇到了一次跟蹤。那天，她穿着很寬鬆的T恤褲子，在小區門口往前走，遇見一個人騎電瓶車迎面騎過來，通道比較窄，她往側邊讓了一下，對方減速時看了她一眼，等她再往前走時，卻發現這個人調頭跟上來了。

那個人穿着雨衣戴着頭盔，偽裝成外賣員模樣，卻沒有外賣員的配送箱。為了試探對方，邵君故意把腳步放得很慢，結果對方騎電瓶車比她走得還慢——她知道不對勁了。

他們就這樣相持着走走停停，最終都停在了一個路燈下，對方就騎着電動車停在邵君面前，邵君拿起手機拍他，他就把頭扭過去但還是不走，最後，邵君只能假裝跟朋友視頻，說「我到家了」，一邊講一邊往小區外面走，那個人才離開。

兩次被跟蹤後，如今的邵君幾乎每天都會等男朋友一起回家。如果男友加班，她就在男友公司附近找個咖啡館等着。上海是一座非常適合步行的城市，但那條下班回家的路，她已經很久沒有獨自走過了。

圖源視覺中國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跟蹤

事實上，一個人是否會被跟蹤與外形關聯並不大。相貌出眾的女孩會被跟蹤，普通女孩也會被跟蹤。

過去兩周，我們聯繫了一些被人跟蹤過的女孩，她們中有的是大學生，有人是上班族，都是很普通的女孩，有人在小區被跟蹤，有人在公交車上被跟蹤，甚至有人被跟到了家門口。很多人發現自己被跟蹤，第一反應都是「懵」。

唐溪是一位大學生，去年暑假，她在校外租房住，學校附近多是老小區，監控比較少，她六點多吃完飯，天還沒黑，取完快遞正往住處走，通過電動車後視鏡發現，有個人一直跟着自己。

跟蹤者一直跟着她走到了單元樓門口，她在等電梯，對方沒敢進來，在上電梯前，唐溪看到他一直徘徊在單元樓門口，「要進不進的樣子」，她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搬出自己最害怕的表情嚇唬對方，她模仿了張子楓在《唐人街探案》裡表演的反派笑，對着那個人笑了一下，然後迅速進了電梯。為了不暴露自己住在哪層，她多按了好幾個樓層。

跟《人物》談及這段經歷時，唐溪依然不解自己為何會被跟蹤。她說自己那天穿長袖長褲，戴着框架眼鏡，臉上出油又長痘，「簡直是微胖女版高曉松，還滿臉油光，這麼普通的一個女生，居然有人跟蹤我？」被跟蹤後，她在微博上寫道：為什麼普女也會被跟蹤？

山東女孩Rachel也有同樣的疑問。她這樣介紹自己：山東農村孩子，長相不出眾，打扮不時髦，單親，父母都是普通農村老百姓，無錢無權無背景無人脈。從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好好學習，將來有出息，不惹事不嘚瑟。但她也遭遇了跟蹤，對方還是自己的同班同學。

張蔚是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心理學的博士，長期關注跟蹤尾行的相關話題，他在電話中告訴《人物》，因為每一位跟蹤者偏好不一，被跟蹤者們其實並不存在外形上的共性——每個跟蹤者都是獨特的，都會基於自己的認知標準去做出跟蹤行為，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TA喜歡」。

對於跟蹤，更準確的說法是「跟蹤纏擾」。在很多年前，這被認為是一件只會發生在名人身上的故事。直到上世紀90年代，跟蹤才不再被認為是僅僅針對名人和政治家的犯罪。

圖源電視劇《跟蹤者》

NVAWS是美國司法部發起的一項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調查，也是全世界最早進行的跟蹤纏擾研究之一，該調查以隨機抽樣的電話訪談形式開展，樣本量在1.5萬左右。上世紀90年代末的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的前12個月中，有8%的女性和2%的男性曾被跟蹤纏擾，而最近的調查數據則顯示，約有15.2%的女性和5.7%的男性在一生中曾被跟蹤過。

至於如何定義跟蹤，經過世界各國法學界人士的反覆討論，目前被廣泛認可的定義是——當一個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生活被持續入侵和干擾，並為此事感到恐懼，那麼TA正被跟蹤纏擾。任何人，無論男女，都可能成為跟蹤行為的受害者，因為身體能力等原因，女性受跟蹤纏擾的困擾程度要遠高於男性。

在美國，研究人員做跟蹤調查時會有一個問題量表，這些問題側面反映了一個跟蹤者究竟會做哪些事——

TA是否尾隨或監視你？主動給你寫信？主動給你打電話？站在你家、學校或工作場所的外面？沒有正當理由出現在你所在的地方？留下你並不想要的東西讓你找？試圖違背你的意願用其他方式與你交流？破壞你的財產或毀壞你喜歡的東西？

而在互聯網時代，社交平台飛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多的網絡跟蹤(cyberstalking)也隨之出現。

他們利用社交平台對受害者進行信息轟炸，發送威脅、侮辱或騷擾的電子郵件，用隱藏的照相機拍照，用全球定位系統定位受害者位置……比起實地跟蹤，網絡跟蹤更隱秘，帶給人的心理壓力更大，它無處不在，無法躲藏。

有時，一張照片就能暴露一個人的住址。@涼風Kaze是B站動畫區的一名up主，擅長幫大家尋找番劇。一次，他應粉絲投稿要求，根據其提供的一張風景照，檢索拍攝者的地址。涼風Kaze通過照片比對、數據檢索、全景地圖等方式，最終確認了拍照者的地點並告知了這位粉絲，他甚至推斷出了拍照者的居住樓層，整個檢索過程被製作成視頻分享在網上。在被指出不妥、刪除視頻之前，該視頻播放量已達百萬。

張蔚也曾接觸過一個網絡跟蹤的案例。一位女性，有自己的公司，收入很高，單身。她偶爾會分享一些自家窗外的照片，下雨了拍點雨景，下雪了拍點雪景，這些照片只會發在朋友圈，也就是說，只有跟她有社會關係基礎的人才能看到。

但突然有一天，這位女士收到了一個匿名快遞，但除了非常親近的朋友，她從沒將自己的住址告訴過其他人。後來發現，對方也是利用街景地圖找到她所在的小區，接着在線下蹲點，找到她住哪一棟哪一戶，然後給她寄來了快遞。最終，這位女士選擇了搬家，從此再也沒有在朋友圈分享過任何私人生活。

圖源電視劇《跟蹤者》

跟蹤者

今年年初，張蔚翻譯了一本關於犯罪心理的書籍，名叫《重拳之下：親密關係和家庭暴力犯罪》，關於跟蹤，書中寫道：跟蹤者與被跟蹤者的關係並不單一，從前任到親密關係，從同事到朋友，從家人到陌生人，這些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就開始試圖對跟蹤者進行畫像。

美國NVAWS調查的數據表明，有23%的被跟蹤者是被陌生人跟蹤，剩下大部分都是被認識的人跟蹤，其中，59％的人是被親密關係中的人纏擾，如前任，約會對象等；4％的人被配偶以外的親屬跟蹤；19％的人是被鄰居、同事或朋友這種「熟人」纏擾，還有一些受害者面臨不止一種類型的纏擾者。

澳大利亞精神病學家Paul Mullen研究跟蹤纏擾多年，他對跟蹤者有一個更為細緻的分類——

被拒絕型跟蹤者，這類人通常求愛失敗或親密關係破裂後，以扭轉、糾正、報復為目的，對受害者進行纏擾；

怨恨型，這類跟蹤者通常因為受害者做的事讓自己感覺委屈和憤怒而產生尾行，主要目的是恐嚇受害者，排解自身痛苦；

親密尋求型，他們希望與受害者建立親密關係，他們相信受害者是他們的靈魂伴侶，註定要在一起；

親密關係無能型，這類跟蹤者溝通能力較差，缺少社交及求偶技巧，他們希望開展一段戀情，但由於害羞（社交迴避、社交無能）而無法達成，而且這類跟蹤者的跟蹤對象往往已經有伴侶了；

最後是掠奪型，這是最危險的一類跟蹤者，他們往往會監視受害者，並準備和策劃對受害者的攻擊，通常都是性攻擊。

在跟蹤時長上，2-4周是一道分水嶺，很多跟蹤會在4周內結束，而一旦超過了4周，跟蹤行為很可能會變成一種長期行為，長期跟蹤的時長則從兩三年到十幾年不等。

在很多跟蹤類型中，跟蹤者都是基於對受害者的好感，並由此產生一種妄想，開始實施跟蹤纏擾。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一些粉絲對於偶像的跟蹤。他們中的很多人會認為偶像也愛着自己，腦補了大量與偶像親密交往的細節，他們會到偶像住處按門鈴請求見面，甚至潛入偶像家中，在對方的床上睡覺。

也有很多普通人深受「鍾情跟蹤」的困擾。研究犯罪心理的同時，張蔚也是一位心理諮詢師，在電話中，他和我們分享了一個案例——

一位女士一直被自己的前同事跟蹤纏擾，還在一個公司工作時，那位男士明知她有男朋友，依然朝她釋放強烈的好感，找機會跟她說話，向她表白，「好像一個巨浪迎面朝你打過來一樣那種熱情」。她加班，對方也陪着一起加班，有一次她提早下班，結果有東西忘了拿，回公司取東西的路上，發現那位男士就在馬路對面等她。他就站在那裡，不說話，也不打招呼，就站在馬路對面看着。

最後，這位女士只好選擇了辭職，換了公司上班，兩三個月過後，有一天下班，她跟同事一起走出公司時，看到那位男士又站在了門口，她瞬間被嚇到，趕緊往回跑，那位男士在後面非常大聲地喊她名字，並且罵她，「你怎麼辜負了我的真心？」但實際上，他們從未在一起過。

長期的跟蹤纏擾讓這位女士越來越封閉，甚至患上抑鬱症，不願社交，把自己關在家裡，最後，她離開了那座城市，回到老家，更換了所有的聯繫方式。

韓劇《經常請吃飯的漂亮姐姐》中，女主角這樣警告跟蹤她的前男友

關於「鍾情」，也有研究者表示，「追求者」和「跟蹤者」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判斷的方法其實很簡單，正如費城天普大學精神病學家布魯克·齊特克 (Brook Zitek) 所說，「比起示愛，跟蹤更多是為了引起恐懼」。在受害者已經明確要求停止時，仍然持續地騷擾，就是跟蹤纏擾。

張蔚說，在跟蹤者的群體中，確實有一部分人患有可被診斷的精神障礙，但這部分人只占10%左右，剩下90%的跟蹤者並沒有醫學診斷意義上的精神障礙。

關於跟蹤者們的具體畫像，張蔚認為，跟蹤者首先是情緒不穩定的，常常處於極度的自卑和極端的自負之中，「他們往往多半是一個心理有偏差的人，要不性格內向，不善溝通，羞於啟齒，對異性有社交障礙。或是另一個極端，總是很激動，非常着急，迫切地想要達到某方面訴求。他們通常某方面情緒上或情感上的欲望沒有得到滿足，缺乏任何類型的重要親密關係——不僅是兩性關係，還有朋友或家人，才選擇這種看上去不正常的方式，去跟被跟蹤者達成某種連接。」

而在跟蹤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僅想表達情感，達成某種連接，他們還會暴露自己的跟蹤，並希望藉此得到受害者的關注，進而增強自身的存在感。

一位名叫志穗的日本女孩，在被一位跟蹤者盯上後，她車的後視鏡上總會掛着一個白色塑料袋，裡邊有時是罐裝咖啡，她喜歡的口味，有時是一個手工製作的飯糰，還有一次，出現了一盒CD——和她前一天試聽過並買下的一模一樣。

為了擺脫跟蹤，她逃回了15公里外的老家，但第二天，在車的後視鏡上，那個白色塑料袋又出現了。

2019年，一位匿名用戶曾在知乎上寫下自己跟蹤一位女孩的心路歷程，這也是罕有的從跟蹤者本人的視角來講述跟蹤——

他在健身房偶遇了一位女孩，從偷看，到偷拍，最後發展到跟蹤，他有過內心的掙扎，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想和她搭訕又不敢，卻控制不了自己還想去多了解她，跟蹤她，就是想多看看她。我也知道這種行為不正常，覺得自己很變態，於是我決定下次她來健身房直接去和她說，追求她，第二周我卻又打退堂鼓了，不敢上前，於是又在健身房樓下等她，看她出來我又跟了上去……」

後來，他的跟蹤行為被發現，女孩對他發出了警告，並再也沒出現在這個健身房，而他依然在此地鍛煉。

講述結尾，他寫道：「我也很噁心自己，但是當時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大家可以罵我，但是我還是要虛偽地在這裡向那個女孩道歉，因為我讓你生活受到如此打擾很抱歉，對不起。」

圖源《跟蹤者》劇照

保護與代價

因為這兩次跟蹤，邵君的生活方式徹底被改變了。

這個愛美的女孩不敢再展示自己的美。她幾乎不再穿緊身的衣褲，即使健身需要，也會用長長的T恤遮住屁股。如非必要，她不會暴露自己的位置，不發家附近的照片。她停用了很多社交平台，只偶爾在Instagram上更新健身照——那裡可以看到每一位訪客的來訪記錄，她會像偵探一樣，檢查每一位訪客的頭像，只要遇到不認識的人，直接拉黑。

前段時間，邵君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發了這樣一段話，僅好友可見，「2021年，每天出門上班的我，要把家裡所有的丑衣服拿出來挑選，哪件最丑最寬鬆最嚴實呢？」

這也是很多遭遇跟蹤的女生共同的經歷——因為跟蹤，她們變得更加敏感、警惕，在做諮詢的過程中，張蔚遇到過三四個被跟蹤的女性，她們大多都有焦慮症，總覺得自己處的環境很不安全。

有研究表明，很多跟蹤纏擾的受害者面臨着各種心理和社會問題。根據NVAWS 的調查，有超過1/4的被纏擾者表示，為了擺脫跟蹤，他們犧牲了很多工作時間去出席法院的聽證會、與心理醫生見面、諮詢律師的法律建議。而在這些人中，有1/10的人表示，他們再也沒有回來工作。

還有報告顯示，幾乎所有纏擾行為的受害者都存在負面的心理狀態，不信任、恐懼、緊張、易怒、偏執等等。這些負面狀態會通過許多不同的生理症狀表現出來，例如慢性睡眠障礙、過度疲倦和虛弱、頭痛、食欲不振和持續噁心。還有大量的受害者最終不得不選擇搬家，或改變生活習慣。

一位華南師範大學的學生對《人物》這樣形容被跟蹤給她留下的陰影——

去年十月，她們公司出去拓展，酒店登記入住的大堂跟客房在兩棟樓，相隔一個湖大概200m，check in之後導遊正在介紹客房怎麼走，她問，「是不是剛才路過的有一塊寫着沐綠的石頭那裡？」導遊很驚訝，「你很厲害這麼黑都能注意到這些。」她說，這哪裡是厲害，只是曾經被跟蹤尾隨，養成了走到哪兒都會自動在腦子裡規劃「萬一又被尾隨了該往哪裡跑」的習慣。

圖源電視劇《八角亭迷霧》

一位澳大利亞的警察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跟蹤是殺人不見血的犯罪，罪犯可能並未對受害者動一根汗毛，卻足以使受害者的個人生活陷入長期癱瘓。」

但也正是因為「未對受害者動一根汗毛」，在法律層面中，跟蹤行為很難被界定，受害者們也很難獲得很好的法律保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跟蹤一直是一個全球化的難題。

目前，在我國，最常被跟蹤受害者用來保護自己的法律法規有兩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第二十六條對追逐、攔截他人就有着相關的規定；而第四十二條則對寫恐嚇信，發送隱晦、侮辱、恐嚇信息等行為有着相關規制——這些行政處罰都相對輕微，一般為拘留五日到十日，處以五百元以下罰款。而在實際操作中，如何定義恐嚇非常複雜，不同於其他侵害，跟蹤受害者們受到的關注和保護，少之又少。

過去的二三十年，一些國家陸續將跟蹤纏擾作為一種暴力行為通過刑法規制來懲治與管理。這其中，有研究者和婦女受害者支持團體的推動，也有一些受害者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今年年初，一本名為《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書在我國出版，這本書記錄的正是日本記者清水潔對一起跟蹤殺人事件的調查。

1999年10月26日，年輕女子豬野詩織在日本埼玉縣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受害者生前長期受到跟蹤騷擾，她多次向警方報案，警方卻未予重視。調查記者清水潔根據受害者留下的「遺言」，多方查證，終於找到嫌犯小松和人。

清水潔的調查顯示，小松和人與豬野詩織曾是短暫的戀人關係，但在女方試圖提出分手後，男方開始展開跟蹤纏擾。長期的跟蹤後，詩織最終遇害。

真相曝光後，在日本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並直接推動了日本《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出台。這項法律規定，在日本，受害者可以起訴戀愛關係中的糾纏行為，而警察也可以對這類行為作出警告、禁止令和罰款。如今，日本幾乎所有的地鐵站里都張貼着「小心跟蹤」的警示。

美國對於跟蹤纏擾的相關立法背後，也有着類似的故事。

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樁跟蹤案發生在1980年，跟蹤狂薛明升跟蹤自己的高中數學老師瑪麗·斯托弗長達15年。

從高中開始，每天夜裡，他都潛伏到老師家附近，用望遠鏡偷窺瑪麗。他不僅偷窺瑪麗，還偷窺瑪麗一家人，藉此了解瑪麗的一切。他知道瑪麗女兒梳妝檯上有個芭比娃娃，他看着瑪麗的兒子關燈入睡，他能認出瑪麗的父母，還在高速公路上，追蹤過瑪麗一路。他甚至知道瑪麗家的備用鑰匙在哪裡。他對瑪麗老師產生性幻想，並把自己的性幻想寫成了色情小說。

在跟蹤瑪麗15年過後，薛明升將瑪麗和其女兒綁架，囚禁在自己的衣櫥中。有個小男孩目擊了綁架過程，被薛明升殘忍殺害。1980年7月7日，在被囚禁近兩個月後，瑪麗趁薛明升外出工作時，設法移動了壁櫥的鎖鏈，最終成功打開了壁櫥，報警獲救。

圖源電視劇《跟蹤者》

1990年，美國加州首次通過了一項反跟蹤法。隨後在短時間內，美國所有50個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各和維爾京群島紛紛進行效仿，聯邦也進行了相關的立法。

1996年，美國參議院通過了《1996 年州際跟蹤懲罰和預防法案》，兩個月後，時任總統克林頓簽署了該法案。根據該法，對跟蹤行為處以最高5年的監禁，對使用危險武器的跟蹤行為或嚴重身體傷害處以最高10年的監禁，如果出現永久性毀容或危及生命的傷害，處以最高20年的監禁，如果跟蹤行為導致了死亡，則處以終身監禁。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案例讓人們意識到，嚴重的跟蹤往往是惡劣犯罪的前置行為，是人際關係暴力的完美培養皿。英國格魯斯特大學曾有研究表明，在358個謀殺案中，94%曾有過跟蹤纏擾的行為。在我國，很多女性遭遇的伴侶暴力案，大多都伴隨着嚴重的跟蹤纏擾。

因此，給予跟蹤受害者更多的重視，以及通過立法對跟蹤纏擾行為進行及時介入，這也被認為可以阻止更多惡性犯罪的發生。

在《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一書的前言中，清水潔寫道：「被害人詩織看不到今年春天的櫻花，也聽不到夏季的蟬鳴。往後都再也看不到、聽不到了。同齡女性應該會在往後經歷戀愛、結婚、生子等充滿各種喜悅的人生，她的人生卻在那個秋天結束了。我在採訪過程中，想到的儘是這些。已經過去的時光無法倒流。那一天，慘案發生了。但是，為什麼?」

《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作者清水潔

最珍貴的權利

美國最高法法官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曾經說過一句話，「不受他人打擾的權利是最複雜的權利，同時也是文明社會最珍貴的權利。」

為了捍衛這種「最珍貴的權利」，一個普通人能做什麼？關於這個問題，來自英國的跟蹤受害者Tracey Morgan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答案。

Tracey是一位英國的跟蹤纏擾受害者，1997年3月，英國的《保障免受騷擾法令》頒布，該法令參考了許多受害者在被跟蹤纏擾方面的個人經歷，其中就包括Tracey。

1992年，Tracey24歲，和新婚丈夫住在漢普郡，她結識了一位憂鬱的同事Anthony Burstow，那是她十年磨難的開始。一天，她的車胎被扎破，Anthony堅持要幫她修車，拿走了她的車鑰匙，上面一起掛着的，還有她家裡的鑰匙。

跟蹤從此開始了。他總是出現在她家附近，跟她的車，偷走她的個人物品，她總是能接到電話，無聲的那種，郵箱裡經常收到匿名卡片。有一次，梳妝檯上的小包里少了三顆避孕藥，不久後，其中一顆卻出現在了Tracey的辦公桌上。有時，餡餅會從冰箱裡消失，內衣卻被掛在了汽車後視鏡上。

她開始關着窗簾生活，害怕出門，服用安眠藥，受不了時，Tracey還會衝着牆壁尖叫。

他開始糾纏着她的家人，甚至她丈夫的家人，以及她所有的朋友。荒謬的是，那時的法律無法限制住他。她的丈夫忍無可忍，毆打了對方，卻無濟於事。最終，丈夫選擇離開這無望的生活和患有抑鬱症的妻子，再也沒有回來。

和丈夫離婚後，Tracey只能搬去和父母住在一起。在父母家裡，她依然持續不斷地收到跟蹤者寄來的物品，有她用過的衛生巾，還有空白的生日賀卡。

她說，這十年，她完全壞掉了。不知道如何應對生活，每時每刻都在擔心。不知道下一件可怕的事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就像走在懸崖邊，只能每天、每晚都做好準備，以防萬一。

終於有一天，Anthony因其他犯罪行為入獄。Tracey才得以開始新生活。此後，Tracey與英國首席警察協會（ACPO）合作，幫助警方去了解，「如何更好地保護受害者」——在英國的反跟蹤法尚不完善時，Tracey因被跟蹤纏擾數次報警，並遭受過許多二次傷害，她至今仍記得，自己被一位警官稱呼為「情緒化、多疑的女性」。

她決定站出來，是因為她認為：「司法系統必須意識到，他們有責任改變對跟蹤纏擾受害者的態度，否則，更多的女性將繼續受到創傷。」

如今，她成了一名反跟蹤犯罪的宣傳者。她說，我們不想要報復——我們只想要它停止，並感到安全。 她希望自己能更加向上地活着，給正在經歷跟蹤或跟蹤後遺症的受害者們以勇氣和力量。

2017年，英國司法部宣布，跟蹤纏擾罪最高刑期由5年增至10年。Tracey Morgan 接受媒體採訪 圖源 sky news

Tracey還根據親身體驗，給其他受害者提供了一些建議，其中一項建議是專門針對受害者家屬的——

「如果你是受害者的身邊人，你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不把她視為偏執的、情緒化的。相信他們的感受是真的。跟蹤不僅僅是幾個電話，幾個禮物的小事，不是他們不懂得拒絕。請認真對待每一位向你求助的被跟蹤者，無論TA的故事聽起來多麼奇怪，一個被跟蹤的人，心理正在遭受傷害，如果做不到幫助TA，也請不要加劇這種傷害。」

對於跟蹤受害者，這一點尤為重要。在《人物》的此次調查中，有好幾位女孩都描述了自己的無助——她們渴望得到家人的支持，但對方完全不理解。

一位被前男友跟蹤騷擾的女孩，在父母即將出門旅行一周時，說自己害怕一個人呆在家，想去朋友家躲一躲，她的媽媽知道後，沒有安慰，也沒有支持，而是對她說，「這些事還是不要鬧大，對女人的名聲不好。」

還有一位女孩，跟父母說自己被跟蹤的經歷，他們都不相信，覺得是女兒「想太多」，在那之後，她再沒提過這些事。後來，她看房思琪的書，看到那句，「在這個故事中，父母將永遠缺席，他們曠課了，卻自以為是還沒開學」，深有同感。

在這些女孩中，只有一位女孩得到了來自家長的幫助。這位叫做喵喵的女孩曾被自己同班同學跟蹤，每到放學，這位男同學就會跟在她後面，等她上了公交，對方仍站在窗外看着她，等她到站了走路回家，對方還守在路口。一次下雨天，喵喵打着傘，這位男生一直跟在後面，快到家門口時，突然衝上來要抱她。最後，是喵喵父親出面找那位男生談話後才終止了跟蹤。

除了來自身邊人的支持系統，當跟蹤發生時，女生們需要做的則是用最合理的方式保護自己。

張蔚總結過一些「如何應對跟蹤」的方法，核心要義就是，儘量減少「施害暗示」，儘量少經過一些照明不足的區域，很晚下班最好與人同行，走路時不戴着耳機聽歌，多注意周圍的環境。不要讓跟蹤者覺得，你是好接近的，好下手的，犯罪成本比較低的那類人。

如果你是一個發現自己被跟蹤的女生，張蔚的建議是，不要進行正面衝突，不要交流，不要回頭看。同時相信你自己的感覺——如果你覺得你被跟蹤了，你大概率就是被跟蹤了。

「你要做的是打斷對方的跟蹤狀態。」張蔚特意強調，為了防止對方情緒不穩定，最好以一種不太明顯的方式打斷，比如轉變自己行走的方向，過馬路、急轉彎；坐地鐵時通過站位的選擇與跟蹤者中間形成間隔；往人多的地方走，或是往有監控的地方走，比如銀行的自動取款機、商場、地鐵站。必要時可以求助陌生人並打電話給家人以及報警。記住，不要回頭，不要讓對方覺得你在回應。

最後，我們想分享一個女孩最終擺脫跟蹤的故事。

在搜索過往的跟蹤報道時，我們發現一則8年前的新聞。那是2013年，佛山市某高中正在上高二的李同學被一名素不相識的30歲男子跟蹤了近一年。

每天上學和放學，李同學都會遇到該男子，他就在家附近的公交站等着她，「我一上車他就上車，一直跟到我的學校，放學又在學校附近的公交站等着，我一上車他也上車，我不上車他也不上車。」

這位男子還時不時和她搭話。有時公交車上人少，該男子會忽然湊過來對她說，「靚女，你頭髮好枯黃啊，多吃點豆腐啦。」還有一次，李同學在公交車上複習課文，不時和同學說話，該男子突然過來對她說，「好好複習，不許說話。」

李同學嘗試過警告，但無濟於事，後來，李同學每晚都和同學一起回家，並由家長接送。

《羊城晚報》的記者張聞聯繫上李同學，並對跟蹤者進行了一次「反跟蹤」。他見到了跟蹤者，30歲上下，穿着白色上衣和灰色七分褲，頭髮延伸到脖子下方，那天，張聞一直跟蹤這名男子回到一間村屋。

李同學的家長最終選擇了報警，據禪城警方透露，該男子承認對李同學進行了跟蹤。但由於該男子尚未有實質性觸犯法律的相關行為，警方對其批評教育後將人放回。

8年過後，我們找到張聞記者，他告訴了我們這個故事的後續——報道發出後，李同學沒有再被跟蹤了，但那位跟蹤者因為記者的「反跟蹤」而情緒激動，第2天就失蹤了。令人意外的是，不久後，參與此事件報道的一位記者接到了跟蹤者母親打來的電話，這位母親責怪記者把自己的兒子嚇跑了，她說，自己的兒子沒有惡意，他只是喜歡她們而已，為了佐證自己的說法，這位母親還補充道：「他還曾跟蹤過自己的親表妹。」

圖源電視劇《跟蹤者》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邵君為化名。）

參考資料：

1、《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of Sexual Violence, Stalking,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NVAWS報告，2014年9月。2、《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日】清水潔，王華懋譯，後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3、《重拳之下 親密關係和家庭暴力犯罪 》【美】 邁克爾·P，尼丹尼絲·欣德斯基·戈塞林著，張蔚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