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戰史鑑（上）：戰爭，海盜，黃金和美元霸權

本文轉自：中國經濟周刊

經濟網 | www.ceweekly.cn

《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在殖民主義時代，列強明火執仗，金融是戰爭、海盜行為的支持者，也是掠奪利益的分享者；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為追求貿易帶來的超額利潤，貨幣、金融是輸出商品的工具，列強之間的貨幣地位、金融地位爭奪，也是為了獲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追求貿易利益轉變為追求「超額鑄幣稅」利益，強權貨幣利用絕對優勢地位，不僅從占有他國資源、商品、勞動中獲利，同時還在左右全球金融價格的漲跌中獲利，更從動輒就擊垮一個國家經濟的過程中獲利。

叢林之蠻

2022年2月24日，一場「新型世紀戰爭」發生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表面看，這只是俄烏兩個國家間的軍事戰爭，但其背後，或許已經演變為整個西方勢力對俄展開的經濟大戰、金融大戰。

先講一個現實中的故事。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是俄羅斯最大的銀行之一，其規模占到整個俄羅斯國有銀行資產的25%，這家銀行在英國上市。

俄羅斯被實施金融制裁、經濟制裁之後，這家銀行的股價從2月16日的15美元附近跌到3月2日的不足1美元。正當無數股東熱切期待戰爭快點結束，股價能夠回升之際，英國金融監管當局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持有俄聯邦儲蓄銀行股份的投資者，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清空所持股票，否則，證券代理機構將代為強行清空。

股東們虧慘了，但這完事了嗎？沒有。有報道稱部分華爾街公司開始買入俄羅斯股票。

這是生意還是掠奪？其實沒什麼可大驚小怪，這就是戰爭的本質， 無論是軍事戰、經濟戰、科技戰、貿易戰、外交戰、政治戰，還是文化戰，其背後往往都是西方資本寡頭對他國利益的掠奪，而這當中幾乎都少不了金融手段。

海盜的邏輯

說到財富劫掠，人們極易聯想起海盜，但您是否聽說過「皇家海盜」或「紳士海盜」這樣的概念？其實，從16世紀開始，歐洲人就把那些由某國家政府或皇家支持的海盜統稱為「皇家海盜」或「紳士海盜」。那時，基於新大陸的發現和殖民地的擴張，全世界的海洋上行駛着各種各樣滿載黃金和貨物的船隻，所以海上劫掠成為一種職業。這原本是一種民間強盜幫伙的犯罪行為，但老牌歐洲帝國為了強化航海技術，擴大殖民地，刻意豢養海盜，甚至使之合法化。

最為典型的案例是英國「皇家海盜」，而最為著名的人物，恐怕非英國大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莫屬。1577年和1580年，德雷克因兩次環行地球，在1581年4月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親自登船賜予皇家爵士頭銜。但是，英國人心中的這位英雄，及其統率的霍金斯船隊，其實就是英國皇家特許的海盜團伙，他讓英國皇家的每1英鎊投資，變成了47英鎊的利潤。

1540年，德雷克生在一個貧窮的新教傳教士家庭。5歲時，因父親躲避宗教迫害而舉家遷到肯特郡，迫於生計，德雷克13歲上船當學徒，隨船來往於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峽。26歲加入其表兄——英國著名航海家霍金斯的船隊，從此開始其全世界淘金的生涯。

在16世紀的歐洲，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大梁、世界霸主，而英國卻無足輕重。但是，這個時期宗教革命風起雲湧，逆轉着整個歐洲的政治格局。英國亨利八世創立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英國成為最早的新教國家之一。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上台後，對內鞏固新教地位，對外支持荷蘭等新教國家獨立，試圖將英國變成新教帝國，於是英國和西班牙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激烈。

在經濟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大發殖民橫財，也讓英國妒火中燒。但早在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也曾僱傭威尼斯航海家卡波特去尋找新大陸，足跡遍及北美的紐芬蘭、哈得遜灣和弗吉尼亞，以及南美洲的圭亞那等地，但並未找到金銀財寶，一次次血本無歸。

怎麼辦？殺人越貨，海上打劫。 1585年到1604年，英國建立武裝商船，每年近200次出海，專門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運輸船隊，平均每年擄獲財務約20萬英鎊。這在當時是筆相當大的收入，而為擴大戰果，伊麗莎白一世打起了海盜的主意，向仇視西班牙的霍金斯和德雷克率領的船隊頒發「私掠許可證」（Privateering Commission），授權該船隊合法打劫他國商船。

由於得到英國皇家的資助，1572年開始，德雷克駕着武裝商船，在加勒比海成為了當時讓西班牙人聞風喪膽的「猛龍」，同時也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為英國劫掠財富無數。最著名的一次當數劫掠西班牙寶船「卡卡弗戈號」。1577年，德雷克得到一個情報，西班牙一艘滿載金銀財寶的運輸船「卡卡弗戈號」正從秘魯駛向巴拿馬城。於是，德雷克在巴拿馬外海設伏，於1579年3月3日將遠道而來的「卡卡弗戈號」擒獲，一次性打劫黃金80磅、白銀20噸、銀幣13箱以及眾多珍珠寶石。

此外，德雷克利用打劫「卡卡弗戈號」獲得的海圖，穿過太平洋和印度洋一路西行，一年多以後才回到英國，成為環繞地球航行的第一個英國人。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船隊滿載財寶駛進普利茅斯港，受到隆重歡迎。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登上霍金斯船隊的旗艦「金鹿號」為德雷克授勳，並任命他為普利茅斯市長。

說金融戰幹嗎要說海盜？ 第一，無論是當年的遠洋貿易行為，還是依託武裝商船的海盜行徑，其背後都必須擁有強大的資本支撐，包括早期的「股份制融資」行為的背後，都能看到所謂「皇家特許」的身影，而當時所謂的遠洋貿易，其實質不過是販奴、海盜、殖民等「叢林生意」罷了；第二，不創造財富，也不以土地占領為目標，而是依仗資本實力建立各色武裝實力去偷獵、圍獵他國財富，其實都屬廣義金融戰範疇，與當今更加隱秘、更加高超的金融戰異曲同工，不過是時代不同、表象不同而已。

從海洋到陸地

如果說，海盜在海上劫掠還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較量，那在殖民地內部，帝國主義又是如何去劫掠駐在國財富的呢？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以鴉片戰爭為例，這場讓中國人深感恥辱的戰爭，當然與清政府各級官員腐敗、清政府幣制不適於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但同時也與各大帝國主義殖民者窮凶極惡緊密相連， 而在所有掠奪手段背後，一場「金融戰」早已在當時的中華大地打響。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商品市場流通有兩種貨幣：大宗交易、官方交易使用以兩為單位的紋銀（銀錠），而老百姓和小商家的一般生活交易則使用銅錢結算。同時，銀兩與銅錢之間存在一個所謂的固定比率。但是，由於各種經濟和貨幣原因，更因為各級官員借重「銅錢兌紋銀貶值」漁利，導致國內金融矛盾非常突出，「銀貴錢賤」問題長期存在。

一方面，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很難有財力兌換白銀，無法倚重白銀為財富保值；另一方面，中國早年是個「貧銀」國家，白銀生產依賴雲南、緬甸和安南的銀礦，但這些地方無法提供穩定的白銀來源，這使得官銀來源嚴重依賴市場，必須依靠官方所制銅錢去市場兌換。在這樣的情況下，銅錢的市場信用大打折扣，這就為境外商業和金融勢力留下了可乘之機。

其實，中國開放很早。康熙年間，中國在茶葉、絲綢、瓷器方面，已經成為英國、荷蘭、丹麥等歐洲國家的主要供貨基地，英屬東印度公司等外國企業在華大量採購商品。問題是，歐洲、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量巨大，但中國人對境外輸入的洋棉布、毛紡品、金屬製品以及香料、胡椒、檀香等需求很少。比如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81—1793年）的13年間，英國輸華商品總貨值不過1687.15餘萬兩，只相當於中國出口英國茶葉貨值的1/6。

如何逆轉貿易格局？英國人的方法是：第一，對茶葉進口徵收高額關稅，緩解貿易逆差；第二，鑑於吸食鴉片的成癮性，再加之其中利潤巨大，於是英國商人開始不斷擴大鴉片對中國市場的走私規模。

此舉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逆轉了中英貿易格局。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寺卿、黃爵滋對鴉片進口造成的白銀外流情況進行了統計：從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白銀外流1700萬至1800萬兩；到了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白銀外流升至2000多萬兩；道光十四年以後，更達3000萬兩之多。史料記載，1825年，中國貿易發生從盈到虧的逆轉。

鴉片貿易導致白銀大量外流，而這時候，美洲獨立運動導致國際市場對茶葉和生絲的需求疲軟，中國白銀供應鏈近乎中斷，銀更貴、錢更賤。這時候，一個特有的貨幣現象出現了。1833年到1838年的5年間，虎門銷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跟蹤調查發現，洋錢已充斥廣東、福建和浙江等許多沿海地區。在江浙，專司「外銀套購國銀」的商人比比皆是，而且洋人刻意打壓「國銀與外銀匯率」，按當時江浙的計算，浙江每百萬兩的外貿交易額，因匯率問題就需中方多支付10萬兩「國銀」，而全國外貿因匯率問題流失白銀上百萬兩。據《林則徐全集》記載：洋人「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致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

洋人不受清政府控制地大量鑄造銀圓，並以此大量套取「國銀」匯差。

在當時的中國，嚴重的財富外流已經導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這也是道光皇帝必須痛下決心派遣林則徐禁止鴉片的重要經濟背景。

熱戰的伴隨者

軍事戰爭幾乎無一例外地伴隨着金融戰爭。 戰前和戰中，金融為戰爭籌措資金，戰後則收穫暴利。

更為殘酷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財富掠奪，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先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帝國之間爭奪領地、爭奪資源、爭奪財富。但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場戰爭成就了一個帝國新貴——美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遭到攻擊後的法國貝里昂街。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天，美國總統威爾遜立即聲明美國保持「中立」立場，8月19日，他更號召美國「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同樣做到不偏不倚」。但美國真能嚴守「中立」？正如美國史學家W·米利斯所說：「在某種意義上，美國1915年年中已經捲入戰爭。本質上，美國是複雜戰爭機器上的一部分，整個經濟力量一直都在支持着其中一方，而且思想感情和政策都不可能使我們保持中立。」事實是，一戰開打第一天，美國就成了英國的大後方。

史料記載，1915年1月，為避免與美國的「中立」立場相衝突，英國政府委派了一位重量級商人來到紐約，並任命其為英國駐美的商務代表。這個人就是與英、美政府高層都有着密切關係，當時在國際上已極負盛名的大金融家、摩根財團的當家人J·P·摩根。

J·P·摩根在美國，一隻手通過大規模舉債，幫英國政府募集戰爭經費；另一隻手則用募集的錢代表協約國在美大量採購軍物。這樣的生意模式，讓美國金融家、實業家賺得盆盈缽滿。

1915年8月12日，美國財政部長麥卡杜在寫給威爾遜總統的一封信中指出：向協約國出售工業品讓美國迎來了一個大繁榮時代，但要使繁榮持久下去，美國必須公開向協約國提供貸款。12月8日，威爾遜正式批准了政府貸款。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向國會發表講話，向德國宣戰。

1917年1月，德國潛艇再次大規模封鎖了美英之間的海上運輸線，並聲稱6個月內取得戰爭的勝利。如果這條戰爭生命線被切斷，德國贏得戰爭，那美國對協約國數以百億計的債務勢必灰飛煙滅。情急之下，1917年4月6日，美國正式對德宣戰。神奇的是，摩根財團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其對英國政府的商業性貸款，轉換成了英國政府對美國政府債務。用什麼方法實現的轉化？迄今為止，這是國際金融史上一個著名的迷局。但客觀地看，此舉為一戰後的國際經濟格局演變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一戰的結果是什麼？戰後統計數據顯示，5年之間，美國工業總產值從不足250億美元，增長到了640億美元，增幅156.7%；美國百萬富翁的人數增加17000人。時任美國財長梅隆承認，戰爭交易美國所獲利潤率高達80%。而英國財務大臣斯諾認為，美國政府從戰時的本國企業手中獲得了30億美元的「超額所得稅」。

另外，在歐洲無力顧及拉美和遠東市場之時，美國對拉美貿易從不到8000萬美元擴張到34億美元；美國已基本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膠，玻利維亞的錫礦、智利的硝石與巴西的咖啡；美國私人資本對中國和遠東市場的輸出從35億美元增長到了70億美元。

1919年，法國巴黎，一戰結束後，在法國巴黎凡爾賽舉行的和平會議。

更重要的是，黃金從歐洲流向美國。1919年，美國黃金儲備相當於世界各國黃金儲備總量的40%，並借戰爭所得，從境外投資者手中贖回20多億美元的美國債務，一舉從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英國統計表明，美國借給協約國的全部戰爭債務總值高達125億美元。

正如美國駐英大使佩奇在1914年10月11日寫給美國總統顧問豪斯的信中所預言的那樣：「戰後，差不多所有歐洲國家都快破產了。海上將不再有德國。10年以後……整個世界的前途都將會落在我們手中，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豪斯則在回信中說：在同一個時期里，美國越來越強，交戰國越來越弱，正負反差之和，就等於美國力量在成倍增長。

1919年，法國巴黎凡爾賽宮，條約簽訂後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和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

那戰敗國會是什麼情況？1919年6月28日，27個國家的代表在凡爾賽宮鏡殿見證了德國外長赫爾曼·穆勒簽下賠償條款，440項賠償讓德國喪失了全部的殖民地、租借地和10%的國土、12.5%的國民；喪失了75%的鐵礦石資源、68%的鋅礦石資源和26%的煤炭資源；喪失了20%的遠洋與內河的航運能力，25%的捕魚船隊和大部分的海外投資；喪失了對軍隊規模的自主控制權，以及飛機、坦克和重炮等軍事裝備的擁有權。此外，德國還必須在未來的30年間，向戰勝國交付1320億金馬克，約合33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330億美元當年是什麼概念？資料顯示，1919年過去4年之後的1923年，世界各國的黃金儲備加在一起的總價值不過200億美元而已。

一戰之後的金融故事

作為一戰的失敗者，德國簽署了城下之盟，但在賠款問題上，德國也抗爭過。實際上，330億美元賠款最終是在1921年5月才確定的，而在《凡爾賽協議》的最初文本上，德國需要支付的賠款數額則是330億美元的兩倍。

作為德國的老冤家，法國是一戰中受損最為嚴重的國家，法國在戰後最大的願望是：通過戰爭賠款壯大自己，徹底搞垮德國，成為在歐洲大陸唯一的霸主。

英國並不希望德國就此一蹶不振，反而希望德國儘快恢復經濟。一來，德國經濟的恢復可以避免法國獨領歐洲大陸，威脅英國的地位；二來，德國經濟的恢復可以使英國及時且足額獲得戰爭賠款，並以此償還對美債務，更可壓制美國不時地叫板。

作為一戰中最大的債權國，除決不允許「協約國」逃債外，美國還在盤算如何才能通過債務控制歐洲，為自己贏得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政治地位。

列強各懷心思，但拋開政治僅從經濟考量，法國要恢復家園、重振經濟，必須指望德國賠款；英國要清償對美國的債務，也得指望德國賠款；美國要維繫戰時擴張的產能繼續增長，更要指望英法等國持續購買美國商品，這勢必要指望德國能夠如約支付戰爭賠款。但德國真有能力償付賠款？

實際上，戰敗後的德國同樣滿目瘡痍，工農業生產基本癱瘓，而經濟恢復不僅需要時間，而且更需金錢。但是，刻不容緩的戰爭賠款，使德國根本無力恢復經濟。1921年6月，經濟死循環之下的德國，已經耗光了全部黃金儲備。無奈之下，德國開動了印鈔機，不過半年後的1922年1月，德國貨幣幣值已從1美元兌493金馬克，貶值到1美元兌18000金馬克。

更要命的是，法國以德國沒有充分履行賠款義務為名，派軍隊占領了德國魯爾工業區，400名德國工人被殺，2000人受傷，15萬人背井離鄉。 在魯爾被占後不到一年的1922年11月15日，德國貨幣貶值到1美元兌42000億金馬克。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由於那時德國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所以經濟史上將此次大通脹稱之為「魏瑪通脹」。這不僅讓德國人在銀行的存款變成廢紙，而且德國所有債券、貸款等信用商品也變得一文不值。德國一貧如洗。

客觀地觀察歷史，民不聊生、一貧如洗的德國經濟，實際給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上台執政做了重要的鋪墊。

越還越多的戰爭債務

德國經濟狀況讓美國擔心。如果英、法、德爭鬥不止，美國對歐洲的巨額債權恐將懸空，而且如果德國無力支付戰爭賠款，更會把美國經濟拖入深淵。實際上，歐洲停戰已經讓美國經濟痛苦不堪——歐洲對美國的商品需求驟減，美國商品出口嚴重萎縮，經濟面臨生產過剩的危機。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汽車拆毀計劃」就發生在1919年，其目的就是避免美國汽車製造業破產。

與此同時，歐洲結束了戰時不計成本地購買，這也導致美國食品價格一落千丈。當時，美國食品管理局局長赫伯特·胡佛緊急致信威爾遜總統：我們的製造商有大量存貨亟待出售，大量肉類產品也即將腐爛，如果不採取有力措施馬上出口，美國市場將崩潰，銀行的數百億貸款將損失，我們的財政和農民將陷入危機。

威爾遜見信後急召幕僚商議。結果是什麼？美國的法律規定，判斷戰爭什麼時候應當結束是總統的權力。所以威爾遜據此決定，拒絕在1919年宣布戰爭結束，從而使戰爭期間的一項政策得以繼續——向歐洲提供「勝利自由貸款」，並要求歐洲繼續「用美國的貸款購買美國的商品」。「勝利自由貸款」延續了3年，直至1921年7月，美國參議院才同意結束與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戰爭狀態；8月，美德簽署《柏林條約》，恢復兩國和平；11月，接替威爾遜的美國新任總統哈丁正式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美國利用「勝利自由貸款」為本國經濟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但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卻深陷全面經濟蕭條。戰爭中英國物價上漲300%，國家債務增長了9倍有餘。正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法德死掐、英國重債的特殊時局，賦予美國一個重大機遇，美國以維護債權安全與完整為由，強勢介入歐洲事務，逐漸開始在列強間占據核心位置，讓英法兩國退居到了從屬地位。

1923年10月，一份精心炮製的計劃問世了。這是一份由美國時任國務卿查爾斯·休斯主導，摩根家族的親密盟友、銀行家查爾斯·道威斯起草，專門針對德國戰爭賠款的新計劃，史稱「道威斯計劃」。幾經努力，這份計劃在1924年9月1日獲得了英法德一致同意，並開始實施。

所謂「道威斯計劃」簡單說就是，由美英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向德國提供貸款，幫助德國恢復經濟，並使之獲得償付戰爭賠款能力；德國則分5年支付戰爭賠款，最終截止日為1929年9月1日。

為了「道威斯計劃」的順利實施，英美銀行在柏林設立了辦事處，委派了摩根財團的合伙人帕克·吉爾伯特作為賠款總代理，全權打理與賠款相關的金融業務。於是，英美銀行把錢借給德國，而吉爾伯特會立即把錢變成戰爭賠款交還給英法政府；英法政府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於向美國政府償債，另一部分則用於進口美國商品。同時，為維護「道威斯計劃」的順利實施，美聯儲把美國市場利率壓得非常低，這使高息的德國債務吸引力大增，從而確保了美國私人貸款源源不斷地流向德國。

毫無疑問，「道威斯計劃」讓美國國際地位大大提升，但德國得到了什麼？兩個結果：第一，把政府間的戰爭賠款轉化成了德國政府對英美私人銀行欠債；第二，德國政府向私人銀行舉債，其利率遠遠高過《凡爾賽協議》規定的5%水平，再加上名目繁多的佣金、手續費，德國債務成本大幅提高，以至通過借債支付戰爭賠款的德國，債務（或戰爭賠款）越賠越多。統計顯示：1924年到1931年期間，德國一共支付了105億帝國馬克的戰爭賠款，但從海外借的債務卻增加了186億帝國馬克。德國經濟會因此得以恢復？不可能。

1929年股災背後的金融較量

表面看，「道威斯計劃」使英法經濟得到了恢復，也使美國的製造業獲得了歐洲的訂單，同時又造就了金融的繁榮。但是，這都源自德國負債規模的不斷增加。這勢必為日後的危機埋下了種子。很明顯，如果德國經濟不能因此而走向興盛，德國債務增加依然屬於簡單盤剝，這件事可持續嗎？

不過，這段歷史中最為醒目的事件，還是美英之間的金融鬥法。

1925年，本該全力恢復經濟的英國，卻十分着急拯救日漸衰落的英鎊地位。其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四處奔走，試圖重建戰前強勢的金本位英鎊地位，以及1英鎊兌4.86美元的固定匯率。在他的極力說服下，英美貨幣匯率被固定在1∶4.86。但是，把戰前1∶4.86的匯率放到戰後，按照當時美英兩國的經濟實力對比，是否意味着英鎊幣值嚴重高估？當然。所以，英國出口變得十分困難，而英國人更傾向於持有美元，以致歐洲黃金大量流向美國。

如此態勢讓英國央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無法忍受，但他根本無力說服丘吉爾允許英鎊貶值，放棄金本位。怎麼辦？1927年春，諾曼偕同法國、德國的央行行長一起來到美國，試圖說服美聯儲降低利率，阻止黃金進一步流向美國。美聯儲屈服了，力排眾議把聯邦基準利率從4%降到3.5%。這次降息行動，後來被許多經濟學家視為「美聯儲歷史上最愚蠢的行動之一」，而一年後當選第31任美國總統的赫伯特·胡佛，更把這次降息定義為「叛國行動」。

在低利率刺激下，美國經濟一片繁榮。1928年12月4日，美國第30屆總統柯立芝發表了其任上最後一份國情咨文。他對國會議員說：美國正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令人鼓舞的繁榮時代。

儘管柯立芝的樂觀受到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的批評，但客觀地說，1924年到1929年的5年，美國經濟確實在突飛猛進。1924年，美國人擁有一台收音機還是一件新鮮的事兒，但到了1929年，美國已有1000多萬個家庭至少擁有一台收音機。這期間，美國發明了消費信貸，隨之汽車年產量從1924年的290萬輛，增長到1929年的530多萬輛；這期間，美國鋼鐵產量年均增長8%，而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也從608億美元增加到了680億美元，而人均GNP增長了25%。當然，同時可以看到華爾街股價指數（《紐約時報》25種工業股票價格指數）從1924年5月底的106點，上漲到了1929年10月21日（崩盤前）的378點。

美國經濟是否過熱了？1928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已經注意到股票市場與信貸市場相互推動的瘋狂投機，但因為對英、法、德的承諾，美聯儲不敢輕易放棄低利率政策。如果美國加息，歐洲黃金會否更加瘋狂地湧向美國？會否加劇美、英、法等國之間的經濟矛盾？其實，這個問題放在今天很好理解：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原理，在實施固定匯率制度的條件下，市場充分開放與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只能二選一。依此可見，當時美國和英國實施固定匯率，而且市場充分開放的前提下，美國要想獨立加息或減息，幾乎不可能，必須要看英國貨幣政策的臉色。

1929年2月7日，正當美國還在考慮是否通過加息抑制市場投機之際，英國先動手了。這日，在美國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英國央行單方面將銀行貼現利率從4.5%提高到了5.5%。此舉驟然改變了資本流向，大量投資人開始用美元兌換黃金，然後匯往倫敦。此舉瞬間導致市場美元流動性收縮，於是，華爾街股市受不了了。1929年2月14日，美聯儲召開緊急會議，商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是否該把再貼現利率從5%提高到6%，藉以阻止黃金儲備急劇下降，但會議無果而終。原因是與會者認為，加息會打壓股市，打壓國內製造業。

1929年3月26日下午，當華爾街短期拆借利率攀升到空前的20%、美國金融市場發生嚴重資金短缺之時，英國央行行長蒙塔古·諾曼再次出現在美國，不過，這次他是來要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立即加息的。8月9日，當紐約聯儲把再貼現利率從5%提高到6%之時，華爾街股市開始走向崩盤。1929年10月24日，華爾街股市崩盤，而英國財長丘吉爾正巧站在紐交所的看台上，他目睹了當天發生的一切，並嘆息道：「上帝啊，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天啊！」

兩年之間，英國迫使美國減息，吹脹美國經濟泡沫，然後再迫使美國加息刺破美國經濟泡沫，這是英國人為維繫自身地位而刻意打壓美國的手段嗎？確有學者認為，釀成1929年華爾街股災和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真正禍首，就是英國的財政大臣丘吉爾和央行行長蒙塔古·諾曼。

玩火自焚的金融攻擊

按照「道威斯計劃」，德國的戰爭賠款變成了185億帝國馬克的短期外債，而美國發生「1929大危機」，也導致英美銀行大力度從德國撤回資金，迫使德國再次走上了「破產的鋼絲繩」。德國會摔落下來嗎？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說到奧地利維也納信貸銀行的破產倒閉。

一戰後，《凡爾賽協議》以極其苛刻的條件「肢解」了奧匈帝國，切斷了奧地利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之間最有價值的經濟循環鏈——資源供給，以致奧地利工業從此廢墟一片，再也沒能恢復起來。但是，償還戰爭賠款卻是少不了的義務，此時維也納信貸銀行在摩根財團、英格蘭銀行等巨頭的支持下，變成了奧地利最具實力的金融機構。但面對一片廢墟的奧地利，維也納信貸銀行又能做些什麼呢？

為什麼摩根財團、英格蘭銀行等巨頭要支持維也納信貸銀行？因為要讓它扮演一個特殊角色——收購奧地利的中小銀行、收購奧地利政府為償債而不得不變賣的優質資產。維也納信貸銀行靠什麼贏利？沒有，只是依靠國內儲蓄和短期外債所提供的現金流動性維繫運轉，而收購資產所需資金，全部來自境外金融機構提供的短期融資。

本就虛弱的維也納信貸銀行遇到1929年華爾街寒流，美英巨頭紛紛撤回資金，收縮戰線，維也納信貸銀行的流動性立即中斷，但還能慘澹維繫。1931年初春，奧地利與德國趁着美英自顧不暇，重新結成貿易和海關聯盟。此舉嚴重刺激了法國的神經。法國認為，德奧商業聯盟勢必導致重新開始政治與軍事聯盟，從而對歐洲大陸的安全構成威脅。怎麼辦？為制止這一聯盟，1931年3月，法國政府責令大幅削減對維也納信貸銀行的短期融資。

原本為了擊垮德奧聯盟，法國報刊釋放一則虛假新聞，說「維也納信貸銀行正在遭到擠兌」，但沒想到，法國不僅因此而引火燒身，而且引發了一場震撼整個歐美金融市場的信用危機。

隨着維也納信貸銀行的率先倒閉，德國銀行業開始遭受全面擠兌。1931年7月13日，德國第二大私人銀行——達姆施塔特國民銀行宣布破產。很快，人們開始懷疑德國已經無法繼續支付戰爭賠款，從而使擠兌風潮沖向法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信用危機發生。

美國如何？1929年危機發生之後，胡佛總統實際已經採取了許多措施以穩定美國經濟，他甚至要求工業巨頭們不許解僱工人、不許減薪，維護市場活力。1930年年底，美國經濟出現了轉機，股市也於1931年3月收復了1929年的失地。但就在這時，歐洲信用危機突然爆發，信息靈通的華爾街大佬再次瘋狂拋售股票。1929年以後，為強化投資者信心，摩根財團率華爾街金融機構出資構建的「救市基金」，居然也全部清倉。

歐洲和美國之間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導致長達4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其間，太多慘絕人寰的悲劇，而值得歷史記憶的是：1931年9月22日，英國政府違約，放棄英鎊金本位、放棄英鎊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同時再次加息以支持強勢英鎊，而各國金融機構更加拼命地收回外債，全世界債務鏈徹底斷裂，經濟雪上加霜。

德國經濟徹底垮台，社會陷入混亂，看到英國失信的德國公眾也徹底憤怒了。與此同時，法國也垮了。從1921年到1931年，德國能夠足額、及時地支付戰爭賠款，一直支撐着法國經濟預期，但如今，這個預期徹底破滅了，法國經濟大蕭條順理成章地變成了現實。

美國也很慘。胡佛總統百般努力下的經濟希望，被英國霸道的金融行徑徹底打入了深淵：1600萬人失業，數以百萬計的國民只能靠泔水為生；農產品大幅跌價，許多農場主殺光牲口扔進山澗；業主還不起銀行貸款，銀行不能兌付儲戶存款，到1932年11月，美國銀行體系徹底崩潰。儘管新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啟動了行政干預手段，但到1933年3月，美國依然有9000多家銀行清盤關張。

比歐美各國經濟災難更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高喊着「拒還外債」的口號登上了歷史舞台。1932年，希特勒在他的競選演說中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如果我當政，我將撕毀《凡爾賽協議》，拒絕還債，還給人民一個強大的德國。一年後，他登上德國總統寶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禍根。

由此可見，1929年發生的經濟大蕭條，其原因並非「華爾街過度投機，以致股市泡沫，然後泡沫破滅，拖累經濟」那樣簡單，而其實質是西方列強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惡性財富爭奪的必然結果。整個過程中，歐美金融市場被金融巨頭串聯成一個整體，而列強為自身的超額利潤你一招、我一式，讓政策牽引金融資本大規模跨境流動，才是導致經濟在泡沫和負泡沫之間循環往復，金融危機在各國間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

殖民地時代，金融戰的主要特點無非是資本支撐戰火，戰火開闢市場，市場支撐資本掠奪。這個時期列強之間的金融爭奪，大致也只體現為「財富運輸線」上盜獵與反盜獵，而盜獵與反盜獵的比拼當然也離不開國家實力的比拼，離不開資本對航海技術的支撐，但總體而言，是財富從弱國流向強國，從殖民地流向宗主國。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變成了強強對決，而金融戰的特徵也隨之發生變化：第一，交戰各方，不僅要在全世界搜刮財富和金融資源去支撐自己的戰爭實力，同時還要破壞對手的金融能力，削弱對手的戰爭支撐力。第二，儘管美國在一戰中躍居世界經濟之首，但列強之間的經濟實力、政治實力、金融實力等並無巨大落差，加之這時，金融寡頭的行為實際已經將列強的金融市場連成一體，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金融破壞，都極易招致全球性的金融災難。尤其戰後，當金融巨頭的行為失去政治傾向而只為自身斂財服務時，任何一個點上的金融失衡，都會招致整個金融大廈的傾覆。

強強對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金融戰與一戰幾乎無異，不同的是二戰之後，美國獲得了更大的戰爭利益，經濟實力已經超越老牌列強，從而得到了絕對權威的國際話語權。

說到這兒，最該點名的事件就是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中北部華盛頓山腳下的一片橡樹林，其間坐落着一個建築群。這裡之所以擁有舉世矚目的地位，是因為二戰後重構世界經濟格局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誕生在這裡。

布雷頓森林的較量

二戰結束後，歐洲要重建，經濟要恢復，世界是否還要回到一戰後那種經濟混戰格局？實際上，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早在1941年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在他們看來，列強間無序的利益爭奪，正是戰爭周而復始的重要而直接的誘因。尤其是恐怖的1930年代，各國為了各自擺脫危機，最後掉進「囚徒困境」的陷阱。

於是，列強接受了凱恩斯主張。既然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活動需要政府這隻權威之手予以調控，那處理國際經濟事務，是不是也該有一種「超主權力量」去維護穩定與持續？丘吉爾和羅斯福都明白，誰主導這個「超主權力量」，誰就將擁有世界經濟霸權，並贏得最大的經濟利益。

1941年8月10日，大西洋憲章會議期間，在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甲板上，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前排左)，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前排右)。

很顯然，老牌霸主英國和戰爭新貴美國，誰都不會放棄這個機會。1941年，羅斯福和丘吉爾共同發布了《大西洋憲章》。建議戰後成立以勝利國為核心的「聯合國」，藉以穩定國際政治秩序；建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藉以形成均衡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實際上，一場沒有硝煙的經濟爭霸戰已經暗流涌動，在英美間拉開了戰幕。

1944年7月1日，華盛頓森林中的華盛頓山飯店人滿為患，44個國家的730位代表下榻這裡，共同見證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際貨幣公約——《布雷頓森林協議》的誕生。但在當時，聚光燈下實際只有兩個人，一位是代表英國主張的、對現代經濟政策有着巨大影響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另一位則是代表美國主張的——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經濟學家亨利·迪克特·懷特。他們帶着各自的方案，展開激烈辯論，而其他國家的代表不過是看客和最終方案的被動接受者而已。

英國和美國的兩個方案都主張創立一個國際貨幣機構、世界的中央銀行、國際清算聯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前身。但核心是用於國際貿易計價與結算的「超主權貨幣」應當是誰？懷特方案認為，它是美元。凱恩斯認為，它是班克爾(bancor)——由各國主權貨幣構成貨幣籃子，再由國際清算聯盟發行班克爾；班克爾盯住黃金，其他國家貨幣盯住班克爾；國際貿易以班克爾計價結算，並按各國的出資比例和國際貿易的規模大小，分配使用。

凱恩斯何以給出班克爾方案？後人分析，那時的凱恩斯已經意識到，兩次世界大戰已使英、法、美三國的經濟實力發生了根本性逆轉。英鎊、法郎、美元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格局也已一去不復返了。所以，如果不能有效限制美國特權，英、法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地位也將徹底讓位於美國。1944年，美國向盟國提供的貨物和勞務價值500多億美元，同時擁有的黃金儲備已占世界黃金儲備的60%，工業生產總值也相當於全球的50%，製造的商品已占世界總量的35%，軍事工業能力是軸心國的兩倍。

凱恩斯敗了，拼死抗爭22天後的1944年7月22日，最終方案浮出水面。美元在華盛頓山腳下的布雷頓森林裡奪得了國際貨幣之王的桂冠。《布雷頓森林協議》的核心有兩則，其一是《關貿總協定》，試圖統一各國的貿易政策，限制各國政府採用鼓勵性貿易措施，傷害其他國家的貿易利益；其二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試圖建立一套國際公認的匯率體系，避免個別國家通過主動性貨幣貶值去刺激出口，引發惡性出口競爭。

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是什麼？第一，各國貨幣盯住美元，波幅不超1%；第二，美元掛鈎黃金，各國可隨時以美元兌換黃金，金價固定為35美元/盎司；第三，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世界央行」，個別國家出現臨時性美元短缺，IMF為其提供流動性；第四，成立國際重建與開發銀行（IBRD）——世界銀行的前身，由它向戰火塗炭的國家提供基礎設施重建貸款。

從此，美元站到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位置，一直延續到今天。

利益面前無道德

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賺得盆盈缽滿，而布雷頓森林體系更讓美國站到了全球利益叢林的食物鏈頂端。

1945年5月8日，盟軍與蘇軍會師柏林，從而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一戰結束後一樣，美國同樣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但美國吸取一戰教訓，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已經專門做好制度安排，美國通過世界銀行間接向歐洲提供進口信貸，用於購買美國商品。

到了1947年初，透過世界銀行的貸款已經顯得「太有節制」了。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到訪莫斯科，然後又到處走了一圈，他發現，歐洲經濟依舊乏力。怎麼辦？馬歇爾回到美國後，參照一戰後的「道威斯計劃」，制定了一份歐洲復興計劃，史稱「馬歇爾計劃」。按照這份計劃，美國繞過世界銀行開始直接向歐洲提供更多的貸款，這些貸款不僅幫助盟國，同時也幫助德國和日本。

其實，英、法、美國一直都在分析一戰的教訓，他們的共識是：嚴酷的戰爭賠款實際無法實現，最終導致了一戰之後的經濟混亂。所以二戰後的盟國，除把戰爭罪犯（個人或組織）推上審判台以外，勝利者並未提出戰爭賠款問題。之所以這樣做，理由是德國和日本將是美國未來的出口市場。

此時的美國所貪圖的是傳統意義下的「出口利益」。歷史地看，列強間的貿易爭奪其實都是順差爭奪，通過對歐洲的信貸，消化美國產能的同時，獲取巨額貿易利益。統計數據表明，1948年到1954年，美國向歐洲提供了170億美元的貸款，這些貸款絕大部分用於美國商品的採購。其中，購買儀器和棉花占46%，購買煤炭占16%，購買鋼材和鋁材占19%，只有14%被歐洲企業用在追加資本支出。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元貸款投向歐洲，培養了歐洲人使用美元的習慣，樹立了美元在整個西方世界無與倫比的地位。美國占到了經濟叢林的食物鏈頂端，只需大量發行貨幣，輸出貸款，美國的商品就可以大規模地出口海外。

伴隨着貿易帶來的超額利潤，華爾街也一掃30年代的暗淡。與之相對，美元發行的執行機構——美聯儲紐約分行更是繁忙異常，美元供應量持續大幅增長，而這個增長的背後則是全世界的黃金滾滾流入美國。

朝鮮戰爭的衝擊波

著名的「馬歇爾計劃」讓美國人迅速富有，也讓歐洲經濟加速復甦。兩年後，1949年10月，美國的黃金儲備已高達400多億美元，占到世界各國黃金儲備的78%。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踏着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腳步走進白宮的美國民主黨總統杜魯門，着實感到了不安。

戰場上頻頻失敗的美國開始在經濟上封鎖中國，最先干出的一件事是，凍結中國在美的全部資產。但沒想到，這招嚇壞了歐洲人。一來，西歐大量的美元收入，來自對東歐的貿易，所以西歐生怕美國也把自己的美元資產凍結掉；二來，深陷朝鮮戰爭的美國開始出現財政赤字，美元資產是否會因此而貶值？

此時此刻，英國看到了恢復倫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機會。於是，英國採取不問出處、稅收優惠等一系列手段，試圖把歐洲美元吸引到倫敦，形成美國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場。這招着實靈驗，不僅歐洲國家所需美元不必再向美國借貸而轉去倫敦，同時，一些美國企業為避開國內高稅率，把自己的海外收益放到了倫敦。這樣的態勢一直持續至今，倫敦金融城不僅是歐洲美元市場，同時也是世界最大貨幣交易市場。

毋庸置疑，維繫布雷頓森林體系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其一是美國必須保有充足的黃金儲備，以維繫國際收支平衡和其他國家無條件以35美元/盎司兌換黃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堅挺、維持世界對美元的信心。但歐洲美元市場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美元離開美國本土，這勢必威脅到布雷頓森林體系。

尤其是歐洲從戰火廢墟中恢復，使用的機器比美國更新、更先進，製造的商品比美國更好、更便宜。因此，在「陷入戰爭+工業老舊+歐洲爭奪」的合力之下，全球貿易格局開始逆轉。在貿易上，美國貿易順差變為逆差；在金融上，為彌補逆差美國只能放大美元貨幣數量，但貨幣越發越多，黃金卻不再流入美國。這動搖了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基礎，美元貶值預期傷害了世界對美元的信心。

1946年，一直反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尖銳指出，美元作為特權貨幣，把世界貿易變成了美國的倉庫。美國出現貿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國家那樣為外匯儲備減少而苦惱，只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無償地向其他國家換取商品和勞務。

1958年，世界對美元的懷疑終於演化為一場拋售。1960年1月2日，約翰·肯尼迪在參議院秘密會議廳面對3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將競選第35屆美國總統，但此時，美元拋售狂潮在歐洲沖向極致。倫敦黃金價漲到41.5美元/盎司，意味着美元貶值超過20%。這一年，在歐洲平均投資回報率16%、高出美國一倍的吸引下，470億美元的美國資本流向歐洲，1957年這個數字只有250億美元；這一年，美國黃金儲備加速下降，1950年其總值400多億美元，此時還剩不足200億美元；這一年，美國財政赤字超過200億美元，歷史上第一次超出黃金儲備總值；這一年，美國工業產值下降14%，出口萎縮，加之資本的大量外溢，美國國際收支出現20億美元逆差。

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後，美元出現的第一次危機，倍感惶恐的美國政府立即邀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加拿大、日本召開緊急首腦會議，商議如何應對危機。會上，各國首腦接受了美國的提議，把各自的黃金儲備集中到一起，構建了歷史上著名的「10國黃金儲備池」。同時，各方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互惠貸款協議，並通過這個協議，歐洲9國對美提供200億美元貸款。一系列舉措下，美元勉強渡過難關。

布雷頓困局

第一次美元危機註定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動搖，美元會否因此由興而衰？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宮，同年，美蘇兩國長達28年的「冷戰」正式拉開帷幕。

不過，另一道「冷戰之牆」也在人們的不經意間形成。鑑於凱恩斯主義的主導，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針對政策資源的爭奪，使之產生了巨大的隔閡。民主黨身份的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國實體經濟的良性發育。他認為，實體經濟才是一國經濟之本，是創造財富的源泉，也是國民更多走向中產的基石。但是，肯尼迪的「實業興國」之路非常坎坷，因為他觸犯不少金融權勢集團的抵制。

同時，肯尼迪還遇到了另一個大麻煩，歐美市場早已被金融巨頭實際聯通（開放），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構建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國貨幣政策基本作廢（上文已經講述過「三元悖論」）。就是說，如果美國降息或大量投放基礎貨幣，資本將流向高利率的歐洲；如果為阻止資本外逃而加息或減少貨幣供給，那美國實體經濟勢必受到進一步打壓。

1963年7月18日，無奈的肯尼迪只能寄望財政政策。他強硬要求國會通過法案，對外流資本課以15%的重稅。話音剛落，華爾街怒罵一片，法案遭到英、美金融巨頭的激烈反對。肯尼迪終於沒能看到這部法律，法案提出127天之後的1963 年11月22日，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肯尼迪，倒在了刺客的槍口之下。從此，「實業興國」的理念與美國漸行漸遠。1964年9月，儘管相關法案最終還是獲得了美國國會的批准，但其中的條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沒能起到阻止資本自由流動的目的。

約翰·F·肯尼迪遇刺後的交易所

有一種說法稱肯尼迪被跨國金融集團暗殺了。但無論是不是這樣，「肯尼迪事件」深深地刺激着一位著名的美國教授、美國耶魯大學的羅伯特·特里芬。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後，他一直在研究，試圖建立一個能夠維繫世界經濟長治久安的健康貨幣體系。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機爆發，特里芬順勢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經濟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部專著《黃金與美元危機》，以此從理論上闡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缺陷，並指出了美元致命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