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紫妍案唯一證人：「我會繼續進行這場不知何時結束的戰爭」

韓國藝人雪莉去世後，關於她為何自我了斷25歲生命的猜測接踵而來。除了抑鬱症、惡評攻擊，也有不少人將其與娛樂圈潛規則聯繫起來。她是否在生前也遭遇了諸多不公待遇，就像2009年去世的女藝人張紫妍那樣？

「張紫妍性招待案」曾在韓國娛樂圈引起軒然大波。這位藝人在自殺後留下一份長達230頁的「遺書」，其中透露了自己被迫向31人提供了一百多次性服務。紙張翻動，攪亂了韓國娛樂圈、媒體行業、金融圈子甚至政治階層。調查和審判曠日持久，卻沒能掀開名單背後的真相。2019年3月7日，「張紫妍性招待案」10年調查期將滿，隨着Metoo運動的發展，韓國民眾要求再次徹查張紫妍一案。尹智吾也再次走上了證人席。她是張紫妍案唯一證人。

2019年4月18日，韓國首爾，尹智吾接受採訪，稱在張紫妍遺書中看到三名記者的名字(@視覺中國 圖)

2019年3月7日，尹智吾首次公開接受採訪，並向警方和檢方透露部分名單。儘管在輿論發酵下，總統文在寅將此案調查期延長2個月，但最終檢察機關和警方仍表示：「難以再進行調查。」

為張紫妍站出來的尹智吾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由於將自己為張紫妍作證的13次證言寫成了書並出版，隱姓埋名10年一朝公開受訪的尹智吾被質疑是用「張紫妍」作為賣書、發售周邊的噱頭。此前，張紫妍男友在受訪時表示，自己從沒在張紫妍口中聽過「尹智吾」這個名字。受到爭議的同時，感到生命受到威脅的尹智吾也希望得到更多人身保護。她不信任來自韓國警方的保護，認為國家層面缺乏對證人的保護設施，於是成立NGO「地上之光」並展開募捐。此後，隨着與尹智吾相識的金作家公開質疑尹智吾為張紫妍伸張正義的目的，超過370名捐贈者向尹智吾提起訴訟，他們認為尹智吾將捐款用作私人用途，要求返還100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6萬元）。

面對訴訟，尹智吾未做過多解釋，而是選擇在4月24日匆匆由韓國回到加拿大。此後韓國警方曾多次向加拿大申請引渡，尹智吾均以身體原因拒絕。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韓國白領告訴本刊記者：「她說了這麼多，聲稱自己被害、被威脅，但是又跑了，而且不肯回國接受調查。這種行為確實讓她的公信度大打折扣。」

在雪莉事件後，本刊記者聯繫了尹智吾。她曾聲稱親眼見過韓國娛樂圈的陰暗面，也是惡評攻擊的靶子。

關於雪莉、關於她隱姓埋名的那10年，她也許還有一些想說的。於是我通過社交媒體給她留了言，意外得到了尹女士的回覆。不過她沒有爽快答應我的採訪。

她極其謹慎，要求我出示一系列能證明身份的信息。像是一場沒有盡頭的通關遊戲，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通關，也不確定最後的獎勵是拒絕還是信任。

她不願提供郵箱。這意味着僅能通過公開平台聯繫。當我把名片拍給尹女士，她驚訝我居然有一個韓國號碼，010是韓國手機號的前三位。我善意地取笑了她一下，告訴她這也是北京區號。大約是為了感謝我讓自己長了知識，尹女士丟過來一個郵箱。在看過我幾十個中英韓三語問題後，她給了個贊，這是答應採訪的暗示。

此後，尹女士在這場採訪中的傾訴欲就仿佛開了閘口。她總是連珠炮似的向我甩來韓國媒體的報道鏈接，稱它們不真實，再發來能自證清白的對話截圖。她深受其害，覺得韓國記者和媒體杜撰了她的諸多假新聞，有損她的可信度。在她遭受爭議時，那些曾圍着她想要挖個大新聞的媒體記者卻又躲着她。

尹智吾總在半夜12點左右上線。

她目前生活在加拿大，與中國大約有12小時時差。

在每日的午夜寒暄中，她總是以「謝謝你」收尾。我的邀訪讓她看到了更多可能性，除了韓國媒體，其他國家的媒體也能發聲。她甚至叮囑我，要是有其他中國媒體想採訪，請隨時聯繫她。

即便在韓國宣布張紫妍案已無從調查，尹智吾仍試圖為張紫妍呼喊。也許是曾有被威脅、被控告的經歷，她敏感、急迫而又謹慎。

以下是她的自述：

「尹智吾」也不是我的真名。

過去10年裡，我頂着假名生活。我用假名寫書、接受採訪。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我的姓名，而是我想說出的真相。

我是張紫妍案的證人。從10年前開始，我就一直在為張紫妍性侵案作證。儘管在這期間，我躲在假名和馬賽克背後，但生活依然被這件事攪得天翻地覆。就算我從韓國回到加拿大，仍有人不斷在我出沒的教堂、街道和超市打轉。

過去幾年裡，我遭遇了5次車禍，不實報道帶來的負面消息也經常困擾着我。我的身體健康亮了紅燈，每周至少要接受3次心理治療，也要接受蠟療。這是針對肌肉受損和撕裂的物理療法，韓國記者和媒體卻杜撰我用蠟療來美容。

有些人站在加害者那邊，敗壞我的信用，想要把我打倒。但我還是不得不站出來為張紫妍說話，因為在我記憶中，她不是一個為了得到物質上的東西就去進行性交易的人。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站出來？我其實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只是覺得這是應該做的事情，我希望加害者能夠帶着負罪感活着。對我來說，唯一的武器就是我自己。

「雖然不合理，但只能接受」

我是在某個飯局上認識張紫妍的，當時我們都還不是The Contents Entertainment公司的藝人。她是個很明朗的人，沒聽過她講過誰的壞話。

2002年，我在加拿大的公開選秀中拿了第一名，於是簽約當了藝人。從2005年到2015年，我一直在韓國發展。當時我還很小，一個人在韓國，張紫妍的父母也去世了，所以我們兩個人好像更能惺惺相惜。

成為藝人的生活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在我們公司，除了我和張紫妍，其他藝人都已經成名。進入公司後，我一次都沒有作為演員或模特出席活動，反倒是簽約公司前我還能去參加些小型活動。當時我每個月只能拿到不到500美金的工資，銀行戶頭裡也幾乎沒有積蓄，從公司獲得的收入加起來不到1000塊美金。為了生活，我不得不兼職打工。但公司代表並不允許我去打工，因為這會讓他和公司很沒面子。

借着為我們獲得更多機會的藉口，公司會送我去一些地方見一些人，他們通常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紀。我曾問公司工作人員：「為什麼我必須要見這些人？」「以後會對你的演藝事業有幫助」，他們當時這樣告訴我。

這些場合併不是正式的試鏡面試，大多數是私下的聚餐。我當然認為是不合理的，但只能接受。合同里明確指出如果我們不同意參加這種活動，就必須支付違約金，數額高達1億。那時候我剛滿20歲，對社交非常膽怯，根本不敢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

同時，公司的手段也很強硬。我曾親眼看到公司管理人員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毆打一位身材健壯的男模。公司代表也曾用手機把一位製作人的頭打到流血。他甚至以這種暴力作為某種值得炫耀的資本，甚至公開談論自己跟張紫妍曾發生性關係。

2008年6月，我和張紫妍被要求參加經紀公司代表的生日派對。大家一起去了卡拉OK。現場有人把張紫妍猛地扯到自己腿上，然後撫摸她的大腿和女性部位。張紫妍曾試圖離開，但很快就又被拉回去。

性騷擾發生得很突然，可周圍的人全都沒有說什麼。當我準備離開時，我找了個藉口，想要把喝醉的張紫妍一起帶走。但是公司的人說，她的經紀人會送她回家。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決定還是儘早離開這家公司為好。

讓我跨出最後一步的是有一次父親趁着節日回韓國看我。我提前向經紀人請假，那天要回老家跟爸爸團聚。結果假期中途卻被突然通知要立刻返回公司。由於臨時買不到車票，又實在很想跟父親相處，所以我拒絕了經紀人的要求。這是我進入公司以來，第一次對他們說「不」。事後，經紀人向我大發雷霆。尋了這麼個由頭，我跟公司解除了合約，為此付了600萬違約金，其中主要包括簽約金和演技訓練費用。

酒席文化大概是全世界都有的現象。不僅僅是在演藝圈，學校、公司很多地方都有這種本該要根除的文化，這是社會權力層創造的黑暗面。

「你就是那樣的女孩」

得知張紫妍自殺去世的時候，我已經離開那家經紀公司了。

當時我正在拍攝MV。快接近收尾時，我才看到手機上有好多未接來電和短信，它們來自前公司的經紀人。「張紫妍死了，據說是自殺」，電話里傳來的消息讓我一下子摔在地上。我還來不及回過神，只知道放聲大哭。

2009年3月9日，韓國當地時間6時30分，自殺身亡的韓國女演員張紫妍遺體告別儀式在韓國京畿道某醫院舉行。金志勛捧好友遺像(@視覺中國 圖)

很快，我沖回家，把看到的第一件黑衣服套在身上就趕去了葬禮。我在葬禮上呆了3天，跟張紫妍的家人在一起。在這過程中，我第一次在張紫妍家屬口中聽到她留下了相關文件的事。文件在張紫妍的經紀人劉代表手中，但她的家人很抗拒跟劉代表見面溝通，所以很多時候由我充當中間人的角色。

不久後，劉代表跟我說：「紫妍留下一份文件，你最好看一下。」在家屬收到文件之前，我先看了原件的副本。記得當時是在一輛車裡，劉代表和另外一個男人在前座，我獨自坐在後面，借着後座的燈屏住呼吸看完了這份文件。後來，張紫妍的家人也獲得了這份文件，它之前被埋在石頭掩蓋下的泥土裡。

印象中，張紫妍的親姐姐看了一眼就很快否認這是張紫妍寫的，「這不是我妹妹的筆跡，快把原件交出來！」劉代表卻堅稱這就是真實的原件。雙方就是否公開這份文件產生了很激烈的爭吵。張紫妍的家屬希望銷毀這份文件。最終那些記錄着不堪經歷的文件被付之一炬，最後劉代表帶來的男人還用穿着皮鞋的腳踩了兩下灰燼，順便用土蓋上了。燒之前，劉代表還反覆跟家屬確認：「真的不會後悔嗎？」

沒想到，就在第二天，那份文件的另一個副本被公之於世，成了張紫妍自殺前留下的「遺書」。

在我匆匆瀏覽那份文件時，全身都處於緊急到瘋狂的狀態。這份文件看起來不是一個自殺遺言，上面有張紫妍的社會信用代號、姓名印章和簽名。看起來就像一份特意為了打官司準備的文件。其中還有幾張A4紙上寫滿了名字，大概有30個。

有些名字從此印在了我腦中，我想我應該以證人的身份把他們告訴公眾。

在過去10年間，我做了16次證言。案件調查緩慢無效，我的生活卻驟然變故。

警察總是選在深夜和凌晨審問我，似乎這樣我就會思維不清楚。很多時候我甚至覺得他們並不是想挖掘真相，而是想知道關於這件事，我到底知道多少。張紫妍不只有一個手機，可警察卻只調查了其中一台，上面有一年多的信息被刪除了。

這或許也是無奈之舉，因為有人凌駕於法律之上。

每次做完證詞出來，總有記者守在警局門口。他們拿長槍短炮對着我，把一個個粗魯的問題砸向我：「你也做性招待了吧？什麼時候？和誰？在哪裡？」有好幾次，有新聞車跟蹤我，最後警察只能以違反交通信號燈為由來趕走他們。

因為作證，我幾乎也丟了演出的機會。

就算每次試鏡都儘可能完美呈現，我最終都會落眩有一回，我爭取一個藥劑師的角色，卻被突然要求「扮演一個酒吧女服務員」。他們要求我假裝倒酒或是扮演喝醉的女人。這些都是劇本上沒有寫的內容，他們如此要求我，對我說「你就是那樣的女孩」。

也有人曾向我提出贊助。

那個人是另一家經紀公司的代表，在業界還算有名。我起初覺得他是個不錯的人。在跟他共進午餐時，他建議我搬到江南區。那裡是不少電影公司、富豪所在的地方，以我的經濟實力根本住不起那麼好的地段。隨後他暗示我，他可以給我在那裡找一幢房子，我們以後在那裡見面。

我已經不是什麼都不懂的小女孩了。我當時覺得很生氣：「你也有一個女兒，作為一個父親，如果你的女兒也遇到這種情況，你是什麼感受？」他被我的話激怒了，臉漲得很紅，朝我吼道：「我女兒是我女兒，你是你，你之所以遇到這種事，就是因為你想出名，想當演員。」

這或許是我最後能當演員的機會。

我拒絕了。從此我成了韓國演藝圈一個不存在的人。

警察無應答

當地時間2019年3月15日，韓國首爾，韓國全國1033個團體聯合舉辦集會，要求相關部門再次延期已故女星張紫妍案(東方IC 圖)

別人對我的偏見加劇了我的抑鬱症和社交恐懼症。我忍不住懷疑，是不是我的言行舉止讓人覺得我是個隨便的女孩。我開始躲在不開燈的房間裡，害怕出門，整天無所事事，每天要跟遠在加拿大的母親通話超過10個小時。

當我母親意識到我的不對勁，把我從韓國帶回了加拿大。

一事無成的我回到加拿大，如同喪家之犬。我曾試過結束自己的生命，被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此後接受了幾個月的精神科治療。

2018年，20多萬網友聯名請願，要求再次徹查張紫妍案。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機會。我把此前的作證經歷寫成了書，也期望能通過它的發行引起更多人對這件事的關注。

可是卻有人以此說我是打着張紫妍的幌子宣傳自己的書，想要為自己獲取名聲和利益。

這些不至於讓我去冒生命危險。

在加拿大，證人是會受到保護的，然而在韓國，我卻被暴露在威脅之下。我時常會在韓國的居所內聽到機器切割的聲音，門口也曾出現類似汽油的液體。警察曾給我一個智能手錶，只要按下，就能同時將緊急信息發到3個地方：警察局、急救中心和負責我安全的警衛員那裡。但我按了3次，整整9個多小時裡，無人應答。原本，他們應該在信號發出10分鐘內趕到我的所在地。

當我向警察表達我對人身安全的擔憂時，他問我：「你多高？」我告訴他自己身高173厘米。結果警察告訴我，從沒有超過170厘米的女性被綁架過，因為個子太高，綁起來太費勁，要想分屍也很難，拋屍的目標也很大，所以不必擔心人身安全。

與此同時，關於我的輿論也開始有了轉變。

跟我認識的金作家通過偽造我們兩人的社交媒體對話記錄，指責我是利用張紫妍達到自己目的的人。最初我還會看每一條惡評，並試圖通過解釋來消除這些不實信息。但最終我發現，對那些不喜歡我的人來說，即便他們知道了真相，也會把我當成宣洩壓力的目標。

我已經收集了數千篇關於惡評的報道，也會在加拿大直接進行投訴程序。現在我對那些沒營養、沒意義的差評眼不見為淨，不能讓它們影響我的生活，這樣划不來。

一轉眼10年過去，韓國娛樂圈也發生了變化，還有很多方面仍需要改進。那些追求刺激和轟動的媒體報道也將名人丟進謠言和假新聞的泥沼，個人隱私被赤裸裸暴露在公眾打量之下。

沒有《證人保護法》或《證人保護計劃》的韓國，對我而言並非一個安全和舒適的國家。

現在韓國警方聲稱要向外交部申請註銷我的護照，並且向國際刑警組織申請紅色通緝令。這是不合理的，而且我也擁有加拿大護照。關於針對我的欺詐罪名，我多次表示願意返還那些捐款，但是出於新韓銀行方面的要求，我需要捐款者提供給我身份證明、捐款證明以及要求拿回捐款的理由。直到現在，沒有人把這些信息全部給我，曾有兩位想要拿回捐款，但他們拒絕向我透露個人信息。

我不知道是誰在操作這些事，但這確實讓我感到悲傷、害怕，也很崩潰。他們在竭盡全力想打倒我。不過，要是這個案子再次重新調查，我仍將作為證人而努力。我從不後悔為這個案子作證。

目前我的健康狀況也讓我無法回韓國。但我希望我能儘快恢復，繼續進行這場不知道何時結束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