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不行、近不得，政企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何去何從？

導讀

若沿襲國內政經演變的歷史脈絡，政企關係正從混沌走向清晰；然而，橫看當下世界局勢，政企關係越發混亂起來。

去年一份「民企琅琊榜」名單出爐，時間正好在中央連環出擊力挺民營經濟之際，發布時機巧妙，上榜企業家耐人尋味，營收不高卻具有良好社會形象的企業家進入這百位行列。

隨後，「自己人」這一接地氣、口語式的表達實質上對前期的密集表態做出總結與升華。為進一步幫助「自己人」渡過難關，國務院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降費。

今年全國兩會更是以動政府存量利益、割政府肉的魄力，從繼續推進減稅降費、簡政、培育新動能、放寬市場准入等方面為民企騰位。

中央促「民企之春」情真意切，然而，民企卻不動容。中國民間儲蓄已接近GDP的50%，全世界最高，民間投資的空間遠未被撬動，民資不願投、不敢投的問題仍然突出。

頗為尷尬的是，就在今年全國兩會結束後幾天，一則「神木叫停煤礦治理，民企上百億投資打水漂」的新聞被曝出。

10年前，地方政府為了治理煤礦塌陷區和火燒區，引民企入局，但後期出現了批小挖大、亂采亂挖、違法占地等亂象，所以榆林市政府一張紙文要求對正在實施的59個綜治項目一律清場。

神木市海孚開源生態治理有限公司等8家民企對政府「翻臉比翻書還快」、「一刀切式」的做法發出抗議，在隨後的協調會上，有的企業負責人聲嘶力竭，「如果政府明確讓我死，我也要知道我是怎麼死的！」。

言語悲壯，對其他企業家形成寒蟬效應。

與政府離得遠不行，太近了、處處聽政府話也不行，企業家自身不知道與政府保持怎樣的關係，全社會對忽熱忽冷的政企關係也看不懂。

不知道、看不懂正反映出政企關係的複雜性。

國內而言，政企關係正從混沌走向清晰

政企關係隨政經局勢而動，常常是「此一時彼一時」、詭譎多變；且政企關係又隨一股政經潮流而呈現某種具體傾向，政經潮流又往往是多股並存，因而政企關係也是多傾向共存的。

多變、多元必然使得政企關係模糊不清。就眼下而言，若沿襲國內政經演變的歷史脈絡，政企關係正從混沌走向清晰。

中國政治體制帶有以忠孝為支持的儒教秩序的遺留，在「集權號召機制」的土壤中，即便向市場經濟轉軌，行政權力也仍無處不在。

土地規劃、招商引資、大上項目……地方官員成為最忙的董事長或總經理。

這表面上是「發展型模式」，但政府的決策權、審批權和資源分配權運用在其中，懂得拉攏權力的、膽子大的、手段多的企業「近水樓台先得月」，於是，出現了「明賄」、「雅賄」、「隱賄」眾生相。

有些要職官員也樂於見「財」就收、逢「人」就要、遇「毛」就拔。與其說是「發展型模式」，不如說是「庇護主義模式」，權為錢尋機、錢為權鋪路。

可以說，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與市場經濟相疊加造就的是審批經濟，審批經濟必然導致尋租經濟。在許多地方，上一階段的政企關係是相互勾兌、曖昧不清的。

然而，行政領頭搞經濟導致的過剩遂全面襲來，抽去了政府直接經營的根基，審改備、負面清單式管理、基層減負推動地方政府由「公司」向公共、服務功能轉型，政府轉型加速市場深化。

與之同時，物極必反、盛極而衰，腐敗不斷衝擊社會容忍極限，一場動真格的反腐風暴席捲而來，這個時候再玩「錢權套利」就相當於玩火自焚。

如此一來，市場深化和政治變革充當了「潛規則」的掘墓人，規則經濟漸漸開啟。

或者說，放在時代演進的縱坐標中，中國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了40餘年，經濟總體規模僅次於美國，改革的追求將不再一味地偏重物質財富的創造和發展，而是偏重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以往帶着發展副產品特色的「政商不清不楚」的關係將被釜底抽薪，規則治理將重塑政企界面，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將露出輪廓。

放眼全球局勢，政企關係越發混亂

若是政企關係僅僅靠踏准國內政經演變的拐點就可以把握住，那麼，現實中也就不會有那麼多迷茫、焦慮乃至進退失據的故事了。

更廣泛地說，政企關係還受國家競爭態勢、國家戰略、國際思潮等因素的影響。

橫向看當下世界局勢，人類社會運行至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已進入「雖有小修小補，但系統翻新乏力」的界限內，無制度革命或者說制度進入存量時代，科技創新的增量就成為拉開差距、搶占「山頭」的殺手鐧。

而科技創新的主體是企業，企業尤其是民企就成為助力國家競爭的力量，這也決定了一國政府和企業將更多地會「一個鼻孔出氣」，國家競爭越激烈，一國政府和企業的關係越是「剪不斷理還亂」。

以中美競爭為例，中國正在金融、科技、軍事等方面全面發力追趕，特別是製造科技向來是大國崛起的轉輪，如今中國這一轉輪加速轉動。

10年前還名不見經傳的華為，一路躥升，已多年蟬聯世界第一，因2018年世界企業排名第一的專利申請規模還受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的點名；更厲害的是，還5G領先。

歐洲引領2G時代，日本引領3G時代，美國引領4G時代，而到了5G，中國後來居上。相反，美國蘋果早已不是喬幫主時期的蘋果，淪為了「啃老族」，創新不足。

於是，美國政府使出了非比尋常的手段，給中國科技企業下絆子：先是打着「國家安全」的幌子拒絕華為進入美國市場；

後又以莫須有罪名，通過加拿大這個打手，抓捕了孟晚舟，又拉「五眼聯盟」封殺華為；

最近，美國又將主要涉及人工智能及安防領域的8家中國明星科技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有外媒甚至將這次劃入清單行為稱為「美國將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列入黑名單」。

大國競爭刀光劍影。不過，拿華為來說，華為的意義遠不止是一家公司這麼簡單，它是世界500強中唯一一家沒有上市的企業、是中國的民族企業。

因維護國家利益、體現國家戰略上的一致性，中國政府力挺華為，東莞市政府送政策、送土地，外交部發言人表態「華為起訴美國政府完全正當合理」，政企「一家親」。

然而，政府又不總是「厚愛」自己的企業。大國之間的衝突某種程度上有「第三者」在攪局，比如，跨國企業掏空了美國、填滿了中國，金融資本掏空了世界、填滿了華爾街，互聯網不斷擺脫政府控制，惹得中美看對方不順眼，中美之間如今的爭鬥某種意義上也是個時代誤會（詳見《中美衝突：一場身不由己的「對決」？》）。

一旦「機緣」來到，兩國政府也會合作起來，國家博弈激烈時的政企關係也將變了調。當市場經濟製造的貧富溝壑險將吞噬社會時，民粹主義聲勢逼人，全世界政府結成一個「神聖同盟」，對本國富豪企業家的稅收「一網打盡」，政企關係陡然緊張。

可見，國家競爭使得政府與本國企業相互混搭，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挑戰又促使政府與本國企業相互「博弈」。

未來政企關係趨向清晰化

不過，未來世界發展趨勢孕育着促使政企關係總體趨向清晰的幾大力量：

一是去國家化將抽去國家激烈競爭的根基，政企「糾纏不清」的局面將被打破。

在資本、跨企等催化下，本世紀中葉將拉開去國家化的序幕，國家、民族的概念將不再過於突出，國家權力將被相對消解，「政企綁定」參與國際競爭的勢頭將逐漸隱退。儘管國家職能仍將會延續，但政府和企業將各歸各位。

二是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演進將優化政企關係。

政治體制處在動態進化之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題中之意包含世界政治將從帝國體系下的霸權邏輯轉向文明體系下的影響力邏輯，開放、現代、秩序將重構世界政治範式，連「家天下」的朝鮮也是市場經濟洶湧，「政企合一」的怪胎將被理順關係的「政企分開」替代。

三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世界主題將約束政企。

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政治制度也不盡相同，但國民都具有愛好和平、嚮往安定富足生活的共性，倒逼政企以分明、友好的界面共處，共同托起人民的美好生活。

上述力量促使世界橫向面上「既拉又打、混亂無比」的政企關係將如同沿國內縱向脈絡推導的政企關係一樣，越來越清晰化。

過去政商朦朧的「套利模式」、雷霆般的「殺富模式」甚至漠然的「背對背模式」都將行不通，未來的政府和企業將各自歸位，政企關係將建立在規則經濟之上，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