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婚戀：圍獵優質男的真實遊戲

在這個被動延長的假期里，籠罩在大多數歸鄉青年頭上的，除了不斷滾動的嚴峻疫情和無處消解的信息焦慮，還有一個聚焦了幾代人矛盾，且長久存在的未解題……

我們不能否認，婚姻仍舊是當下中國主流的人生選擇，然而，當都市適婚男女們被各種力量推搡走至這道人生新階段的門檻前時，卻再難以找到前行的清晰去路。

相不上的親

自28歲從英國留學回京到36歲，相親一直是喬沐業餘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甚至在某段時間裡，構成了她的全部業餘生活。這個至今未婚的北京姑娘嘗試過市面上幾乎所有時興或陳舊的相親方式，和我聊到自己的相親經歷，她語氣里頗有些咬牙切齒的味道：「簡直是八年『抗戰』，一事無成。」來自家庭的壓力是喬沐頻繁相親的首要原因——她有一個對女兒婚姻控制欲很強的「50後」高級知識分子母親，在她初回國時就發動身邊親友介紹相親「資源」，並在女兒30歲時，先後註冊了市面上能找到的各大相親網站，還額外花費近4萬元為喬沐購買了一個相親機構線下半年的「高級紅娘服務」。

2015年整個上半年，除了應付一些集體交友活動和親戚介紹的適齡男性，喬沐還需花費每個雙休日的下午時間，在相親機構攤派的那間不足5平方米的昏暗房間裡，和陌生男性單獨見面。

這家通過網站彈窗廣告吸引了喬沐母親的機構，藏在北京國貿CBD商圈的一棟寫字樓里，用「擁有北京最優質的白領、金領資源」作為招徠客戶的噱頭，其向付費會員承諾，每周為其甄選兩位以上、條件匹配甚至更優的高素質相親對象，安排線下「一對一」深度溝通，還輔以專業「紅娘」進行情感指導。

為喬沐服務的「紅娘」是一個日常身着黑色西裝套裙、暱稱「竹子」的40歲女人，會反覆向她講述與男性的「相處之道」，試圖讓她相信通過改變自己的獨立姿態，輔以一些交往套路和情感技巧，就能「拿下」那些條件極其優越的男性。

「像教育小孩一樣，說『傻姑娘，你要讓男人覺得你是可以觸碰的』、『不要和他坐太遠，要不經意和他產生肢體觸碰』、『男人是一塊冰，你要去融化他』......就是欲擒故縱和女德的那一套。」喬沐回憶。

服務協議進行至後期，有過幾段自由戀愛經歷的喬沐對這種相親形式產生了心理牴觸——她不僅沒遇到心動對象，更從兩位會面者口中意外了解到:她繳納高額費用的相親服務，對於他們這樣的「優質男性」是完全免費的，他們唯一需要付出的「代價」，是花時間儘可能多見幾個女會員。

「竹子」的服務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開始頻繁暗示喬沐超過30歲的年齡「劣勢」，勸她見一些「離異帶娃」的大齡男性，哪怕在最初她就強調過「離婚的絕對不行」。

她焦慮的母親也和「竹子」交流密切，兩人結成了嚴密配合的聯盟——「竹子」試圖不斷降低喬沐的擇偶需求，向來嚴厲的母親則重拾早年慣用的「打壓教育」，一面告訴喬沐，她「配不上」那些條件不錯的男性，一面拼命催促她積極和機構安排的餘下人選見面。

開始相親的頭兩年，喬沐對於婚姻保有美好的信念，也對相親隱有期待，「也許我可以就此遇到一個合適的人，攜手走到人生的下個階段」。但在母親和外部機構的合力攪和下，這種期待開始迅速瓦解。

「婚姻只是一種形式，它應該建立在(兩個人的)感情之上，但這樣的組織把握着你們的匹配，還要你在很快的時間之內，對一個陌生人沒來由地表現出熱情，撮合你們成一對兒，把你們放在一個房間裡，將來放到一個家裡，讓你們在一張床上睡覺，我覺得這簡直就跟賣淫沒什麼差別！」喬沐已經對相親有了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牴觸。

當「竹子」又一次在公司項目會議上反覆撥來電話，要求喬沐遵守「融冰理論」，馬上與一個「極其合適」的相親對象主動聯繫後，這個年薪逾50萬，剛剛成為跨國科技企業中層管理者的女人崩潰了，她憤怒地掛掉電話，又很快用「氣到發抖的手」將電話撥回，把從腦子裡搜刮出的平日不太常用的刻薄詞彙，一股腦扔在了電話那頭的「竹子」頭上。

再次掛掉電話後，喬沐知道，最初的那種期待已經被徹底摧毀了，她決定停止參與所有的相親活動，對於結婚也不再抱希望。一個人過挺好，她沮喪地想。

不曾改變的擇偶觀相較明顯有悖自己價值觀的相親服務，喬沐向我反思，母親對她婚姻持有的態度，才是壓垮她脆弱神經的「最後的稻草」。她用「歇斯底里」和「沒有人性」來形容這個和她最親近的焦慮女性，「她沒有年輕過嗎?她沒有喜歡過我爸嗎?她難道沒有人的情感嗎?如果有，她為什麼會認為這是沒問題的？」

「因為父母們知道，中國傳統的婚戀觀念從沒改變過」。研究了十五年一線都市白領婚戀問題，「申江一姐」陳海燕能清楚看到這位母親的焦慮從何而來。

從《申江服務導報》情感專欄的實習記者到滬上有名的「一姐脫單工作室」創始人，陳海燕手頭已經處理過幾萬個都市相親案例，從她的角度來看，中國婚戀市場近年來在初婚年齡、職業偏好、年齡寬容度和交往形式等方面呈現出了強烈變化，但男女主流的擇偶觀念不僅沒有改變，還愈發穩固。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B女找A男』，」坐在我對面的陳海燕彎彎嘴角，右手並掌搭出一個坡度，反問:「女性都往上找，45度斜向上，現在全世界女生越來越優秀，那你說A女找誰?」男性可以無限向下兼容，女性多隻願往上選擇，這種錯位的擇偶需求把婚戀市場格式化成一場規模龐大的「搶凳子」遊戲，優秀的男性是數量稀少的「凳子」，來自各種圈層的女性則平等地擠站在凳子外圍。隨着近現代婦女解放運動的浪潮，女性在獲取更多社會資源的基礎上較以往變得更加優秀，這反向抬高了婚戀遊戲的准入門檻，進一步加劇男女性的待遇差異。喬沐在相親機構遭遇的「性別歧視」，正是一眾女性面對的普遍現狀。

好「凳子」越發稀缺，而有力的競爭者卻越來越多，適婚女性們和美國心理諮詢師、伯克利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MegJay在那篇廣為傳播的TED演講《30歲不是一個新的20歲》中描述的那樣，在這場人生重要節點上的「搶凳子」遊戲裡，都不願意成為音樂暫停後，孤零零站在原地的那個人。

在東亞文明里最重視親緣關係的中國，父母們顯然更難以接受女兒被「剩下」的命運，這使得本該坐在觀眾席的他們，選擇親自加入這場節奏激烈的爭奪，並將自己「參戰」的時點往前撥得早些、再早些。

2019年七夕，中國互聯網老牌婚戀機構世紀佳緣發布了一份《中國式相親》的報告，其中顯示有63%的女性父母為她們介紹過相親對象，他們對於女兒單身的焦慮程度，是孩子自己的1.43倍。

世紀佳緣全國直營「一對一」服務高級總監周鵬宇給出的信息，又體現出這一趨勢的持續性:「我們這邊比較早的有(孩子)二十三四歲父母就來辦會員，一些『00後』的父母也是我們的用戶......家長們會有自己預判的一些條件要求，要找一個更好的，或者說找一個更合適我的兒女的，那就得提前布局。」持續在一線接待客戶的陳海燕還明顯感覺：相較於「80後」的父母，「90後」的父母成長於改革開放之後，普遍受教育水平更高，他們對遊戲「核心規則」的認知更清晰，表現得也更焦慮。她近期接待的客戶中，不乏幾位受父母影響，早早參與相親的「95後」女孩。

尚無有力數據佐證「先人一步」的父母能否有效提升子女獲取理想婚姻的成功率，但陳海燕能看到的是，類似喬沐與母親這樣的兩代矛盾愈發常見。這指向另一種可能性：青年一代的擇偶進程中，父輩焦慮更傾向於激化代際矛盾，而非優化結果。

「你要知道，核心擇偶觀是沒有改變，但婚姻形式(的需求)改變了。」陳海燕關注這個問題很長時間，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

頂石VS基石

同為32歲的北京男「土著」倪潤鑫和四川籍女「北漂」王莎莎正面臨着同樣的困境:擁有完整的高等教育背景、豐富的男女交往經歷、身體沒缺陷、收入優渥，自25歲開始積極參與各式相親，他們卻始終無法進入婚姻。

「我很明確我結婚的目的是什麼——為了愛情。我不會找個人湊合，絕對不會！」倪潤鑫身高一米八七、體態挺拔，至少在外表上擁有吸引女性的足夠資本。事實上，七年中他也鮮少有感情「空窗期」，只不過每段關係都無法讓他低頭走入婚姻，「我周圍的人全都結婚了，但我自己心裡不踏實、心不甘，沒有出現那個讓我覺得可以了的人」。

倪潤鑫對於某些事有着強烈執念。童年時，男孩們喜歡玩打仗的遊戲，要找棍子「當刀使」，他能花一整天找一根趁手的棍子，哪怕遊戲早就結束了。現在，對已經走入而立之年的倪潤鑫來說，一場無暇有愛的婚姻就是童年時遍尋不着的那根棍子。

王莎莎2016年配合公司調動從成都來到北京，老闆勸服戀家的她遠離故鄉的重要理由是：首都北京有足夠多的單身優秀男性，「他說我去那更好找男朋友，這真是打動我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四年後，年薪漲至70萬、自己攢下幾套二線房產的王莎莎依舊單身，父母的焦慮日盛一日，但因遠在縣城老家，除了口頭催婚，對女兒的婚事也使不上勁兒，只能反覆對她念叨，你別挑了，別太挑了。

「之前老家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在成都那邊賣三星手機的，一開始說給我爸媽聽，他們很嫌棄，過了一年後偷偷和我說，『人家賣三星手機的還是可以。』覺得我上年紀後，還是應該將就一下。」干着急的父母常讓王莎莎哭笑不得。

當代適婚的都市男女們，大多對「為了結婚而結婚」這類說法嗤之以鼻，也很難在擇偶時願意「將就」。這一現象正契合了陳海燕提出的觀點:婚姻形式的需求在轉變，已經從「基石婚姻」躍升至「頂石婚姻」。

「基石婚姻」是「80一代」前流行的婚姻形式。「兩個人先成家後立業，在什麼也沒有的時候結合在一起，然後共同去創造一些東西，一起往後走、生育子女。開始完全不需要考慮太多事情，後面碰到的問題，後面再慢慢解決。」

但短短十年間，年輕群體追求的婚姻形態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們先要把自己安排妥當，二十幾歲的時候去拼自己的事業，到30歲的時候，他們已經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和生活圈子，什麼也不缺了，這個時候再找一個結婚的人，他們對另一半提出的要求就很高很高了，這就是『頂石婚姻』。」陳海燕分析道。

「頂石」模式中，事業小有所成的都市女性在設置婚姻預期的時候，既渴求完美的戀人，也希望能獲得物質上的更多保證，她們想要的往往更多，男性們也是如此。

離異男性算法工程師，對方提出的擇偶需求詳細全面，甚至還根據這些前置條件，專門寫了一套算法，來嚴格篩選陳海燕給他提供的相親對象。

「過了一個禮拜見了幾個對象後他來問，『這些女孩寫的身高是淨身高嗎?』我們接待的老師說不一定，有的人會多填幾公分，然後他回去想了想，又把算法調整優化了一下。」陳海燕說。

在金融公司從事風控工作的倪潤鑫也隱晦承認，30歲後，他對婚姻的需求也在改變，「隨着年齡增長，你比年輕時會要求更多。打個比方吧，我以前可能只需要一杯檸檬水，但現在我要的是檸檬水加咖啡。」

倪潤鑫覺得自己曾經身陷迷霧，但最終找到方向，他現在想說出自己的故事，幫助更多身處迷霧中的人。

「中流社會」

一杯咖啡很可能是不夠的，有人還希望能再配上一杯讓人微醺的紅酒，或是額外的精緻餐點。

「很久以前，大部分男的只要女生好看一點、乖一點、溫柔一點就可以了，現在很不一樣，都是要女生家境好，如果家境不好，就要看你是不是事業有成。」情感博主、作家Juan也敏銳地發現了男性擇偶標準的轉變。

除了業餘打理一個叫做「花神妙」的情感公眾號，Juan還在線上和線下提供私人的婚戀諮詢服務。目前，在她的線上社群、知識星球「花神妙攀緣術」里已經沉澱了近5200個真實諮詢案例。

「像有男的會直接跟我說，『我現在有三個女朋友在這裡，你幫我選一選。A女生家有三套房子，B女生她家雖然沒房，但她可能一年掙了40萬，我覺得這個也不錯』。」打開手機，調出線上諮詢的問答頁面，Juan向我展示了「星球」內幾個較為典型的男性諮詢者的提問，語氣犀利地指出：「男人非常看重女生的經濟實力，但他們的虛偽之處在於，不會公開講出來。」

Juan覺得，任何複雜的客戶，在商業邏輯面前都能簡單化。

和當下主流的情感博主不同，常混跡於創投圈的Juan稱自己更慣於用商業思維來拆解一段兩性關係，其關注者主要是家境優渥、對物質和精神生活要求頗高的都市金領，也不乏越來越多希望藉由婚姻實現階層跨越的「新中產」。

婚姻是一項待價而沽的資產，婚戀市場上的男男女女們理智地捂着自己的那張「婚票」，清醒計算着它在哪個適合的時機才能兌出最好的價錢——這是Juan對部分「中產」的既有印象，也是當下中國正在形成的大規模「中流社會」的一角剪影。

日本消費文化研究者三浦展在自己的著作《下流社會》中分析，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政府配合以積極鼓動消費的政策、開拓大眾消費社會的基礎，將會推動整個社會進入「中流化」發展階段——大量普通人享受到了社會財富激增的甜頭，處於社會中流的他們開始儘可能「力爭上遊」。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致使消費主義思潮快速滲透進群體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婚戀觀首當其衝。把工作室服務對象鎖定在年薪十萬以上、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中青代都市人群，陳海燕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明顯看到消費社會帶來的價值觀衝擊，「現在他(她)永遠會想要規避風險，想要利益最大化，你買東西肯定就是這樣想的。這個概念是消費社會給他(她)帶來的，就是我要選這個人，他(她)最好是什麼都有，我要最好的東西。」

在這股不斷擴大的「中流化」浪潮中，那些理應更具擇偶優勢的男性一樣會淪為被挑剩的商品，哪怕是在被譽為「女性相親地獄」的「魔都」上海。

全國知名房產社群「水庫論壇」的創始人歐成效曾在上海策劃了一場社群內的小型相親活動。「第一場就做得我絕望了。」歐成效把這次活動稱為「一場大災難」。他特意將參加人選的男女比例設置為1:10，以期造成優質男性供不應求的活動效果，為此還精挑細選了5個30歲出頭，個人淨資產在1000萬以上，長相和身材在他看來也算優質的的未婚男性。

歐成效和助手們還考慮了大量的不可測因素，做了多個熱場的互動方案，但他沒想到的是，付了599元來現場的50位女性對這5個男生基本毫無興趣，大多數人的屁股甚至沒從入場時坐的那張椅子上挪開過。

王莎莎的一位女性好友參加了這場活動，還從現場給她發來了男生們的照片，告訴她，自己花幾秒鐘就能把這些男的全pass掉。「長得不行。」這個家境不錯的上海女孩簡短評價道。

「她們心目中的人選是什麼樣的呢?是王俊凱!就是帥得像王俊凱一樣，嫩得像王俊凱一樣，有錢像王俊凱一樣，沒有王俊凱你也得來個彭于晏。」歐成效表情誇張地一攤手，瞪眼朝我感嘆，「我真不知道你們女性的要求現在這麼高。」

從西南小縣城孤身來到大都市打拼的王莎莎是「水庫論壇」的粉絲，也在一年多前成為了「花神妙攀緣術」的長期付費用戶，她常會為自己看到的這些現實感到迷惑，「我們從小接受的信息就是(結婚)要談情說愛，你看那麼多小說，瓊瑤、三毛、張愛玲，還有那個郭敬明，一天天就寫些愛情小說，金庸故事裡也是在談情說愛。」

王莎莎曾堅定以為，和那些廣為流傳的愛情故事一樣，美貌和愛是女性在婚姻道路上無往不利的通行證，但現在她發現一些其他的東西才是，比如說，強有力的家庭背景、高格局的兩性洞察力，或是一副更年輕的身體。

今年將滿33歲的王莎莎，近期已經連續被兩個相親對象判定「首輪出局」，這讓曾在相親市場上能輕易獲取男性初期青睞的她感到，自己頭上正懸着根明明晃晃的「紅線」——35歲，這是女性生育能力急轉直下的拐點，也是她的「婚票」價值即將歸零的「死亡線」。

我懂事得太晚了，真是條件差還思想落後。近一年裡，這樣的懊惱時常在王莎莎心裡冒出來。

缺失的「愛」

來「一姐脫單工作室」相親的離異算法工程師，在不斷迭代算法兩個月後，依舊沒找到能結婚的對象。這套趨於完美的算法在新領域中好像失效了。「他按照算法看上的人，都沒有看上他。」聳肩笑笑，陳海燕補充：「不過他沒氣餒，還在努力，這個不行，那就下一個。他總suppose說，一定會再來更好的人。」

「這種方式最後能成功?」我問。「當然不能，人又不是商品。」陳海燕利落回答。反覆挑揀和拋舊尋新，本質上與建立人際關係的原旨背道而馳，這一消費主義風潮下的「頂石婚姻」模式，其實加劇了婚齡男女的適配難度，不斷延後都市青年們的結婚時限，也悄悄蝕空了他們本該堅實的婚姻堡壘。

「一姐脫單工作室」的線下相親活動設有「離異專場」，近兩年來報名人數從寥寥無幾很快躥升至單場破百。來陳海燕辦公室進行情感諮詢的離異會員也在明顯增加，「85後」「90後」的年輕男女們一進門說得最多的話就是:「結婚後他(她)人就完全變了！」

一通抱怨之後往往連着一長串的新擇偶需求，陳海燕在聽完後只得坦言，「比起你前任的條件，這個人好像要更好、更完美。」

氣惱的來訪者想想後點頭，好像是，那我找不到就不結了。陳海燕接着引導，你都離過一次了，不如我們先坐下來談談婚姻，找找問題？

「中國沒有愛的教育，也沒人覺得自己需要婚姻的教育，只有等他們碰到釘子的時候。」一個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里潛藏的巨大空洞逐漸展現在陳海燕眼前。

早在2018年，同在滬上活動的私人職業生涯規劃師、命理諮詢師灝澤就看到了這片空洞，它如同一頭難以飽食的巨獸，牢牢盤桓在幾代中國人的頭頂上空。灝澤很快在自己的服務項目里添上了姻緣諮詢。這個市場非常大，他很篤定。「婚姻智慧是需要起碼一代人去凝結的，不是說你今天看到一個小姐妹結婚了，就體會了、成長了，它必須是由父母這一輩傳給下一代，不斷傳承才能形成一定的認知，平層間是無法實現婚姻知識傳遞的。」出身地產商人世家的灝澤清楚知道自己的商機根源自何處:一個變化劇烈的年輕社會，一群規模龐大、但家積尚淺的「新中產」。

來灝澤這諮詢婚的客戶，一度男性超過了女性。

在這個巨大的商業機會中，也赤裸展露着一些獨具特色的現實矛盾。懊惱的王莎莎在20歲時才初次得到關於兩性情感的指導——來自大她六歲，從小就是「班花」的表姐，告訴向暗戀對象表白被拒、手足無措的她:被拒絕沒什麼了不起，男女成不了戀人也能做朋友。

然而幾年後，表姐被迫「奉子成婚」，在婚前卻迷茫地向王莎莎尋求答案:婚姻應該是不幸福的吧？因為大家會向她推薦去哪旅遊，去看哪部電影，去吃哪家餐廳，但卻從未有人向她推薦過婚姻。

喬沐在20歲迎來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高她兩級的大學學長，彼時，她唯一的婚姻教育來自於後因抑鬱症自殺的二姨，這個女人溫柔鼓勵她，「喜歡誰就勇敢一點啊，知不知道你媽當年看上你爸，直接把人就帶到你姥姥面前了。」

實際上，身為大學教授的母親在知道這段戀情後，徑直把手裡的書砸在了女兒頭上。「我不敢相信你小小年紀，居然犯早戀這種錯誤！」這位曾經勇敢的女人在那一刻表現出的不是欣喜，而是痛心疾首。

此後八年，喬沐再沒和母親談論過自己的戀情，她感覺在母親那自己好像永遠處於早戀的狀態，「就像是在犯罪」。

被媒體譽為「婚姻教皇」的美國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約翰·戈德曼認為，人們多會陷入一個誤區，即在使用一個東西之前，會先看說明書，但在結婚之前，卻不會想到先了解下婚姻。

而對於中國當下的婚戀人群來說，「基石」時代和「頂石」時代的徹底脫鈎、婚姻智慧的佚失和婚姻教育的缺位，導致那張「婚姻說明書」早在人們意識到之前，就已經被時代罡風絞碎了。

巨大的裂隙橫陳在代際之間，又孳生出一幕幕戲劇化的都市奇景，時下流行的相親機構正是它們的見證者。陳海燕常看到有白髮蒼蒼的父母押着不惑之年的子女來相親，他們多不明白彼此想要什麼，也並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兩代人既茫然又焦躁，他們感到自己被看不見的迷霧困住了，且難以從中掙脫出來。

單身悖論

2019年開始，王莎莎在手機上下載了「MarryU」「花田」「積木」這樣的社交APP，還頻繁登入許久不用的「世紀佳緣」和「珍愛網」。「現在太緊迫了！」她和朋友聊起對35歲到來的恐懼，一位在成都運營IT男線下相親社群的男性朋友勸她:雖然你有房，但找對象時你可別要求男人有房。

「他覺得你30多了，不能提高要求了。」朋友後半截藏着沒說的話，王莎莎很清楚，但她也知道，自己心裡邁不過去的那道檻，不是簡單的「有房沒房」的物質問題。

「今年我開始去考慮以前不會喜歡的那些人，但一想到之後不會跟特別愛的人結婚，我就會有很深的遺憾。」王莎莎降低了擇偶預期，但依舊無法認同身邊那些「為了結婚而結婚」的女性，「有的女的對沒有感覺的男人下得了口，我就不行，我身體都排斥。」

不久前的一個冬夜，王莎莎給我發來微信，說自己正在設想另一種可能，她準備了個「PlanB」：35歲要沒有找到合適結婚的人，就不結了。不過孩子是提升人生整體幸福度的關鍵，她計劃到時候去精子庫找精子，自己生個孩子。

王莎莎的新計劃在當代都市人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些年，越來越多的成年女性選擇延後或放棄婚姻，保持獨居生活，甚至願意成為單身母親。

2015年，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出版著作《單身社會》中，宣告獨身和不婚正在成為全球性的大趨勢，一場單身社會的巨大變革即將到來。

美國新聞記者麗貝卡·特雷斯特則在《單身女性的時代》一書里列出了這樣一串數據:在日本，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至34歲的女性處於單身無戀愛狀態；1960至2013年，德國的結婚率從9.5%跌至4.6%；意大利的結婚率在1960年為7.7%，到了2013年只略高於3%;而韓國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有九成未婚。

儘管世界潮流如此，但在經驗豐富的婚姻諮詢師眼中，「王莎莎們」作出的選擇在當下中國可能並不具備持續性。

「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有這個想法的人絕大部分都是會後悔的，我們要考慮兩個現實問題：第一個，我們這批人普遍是獨生子女，假設現在有個女孩到了40歲不結婚，這時父母開始生病，你告訴我這個姑娘在沒有足夠財力的時候，她應該怎麼辦？」灝澤覺得，一些在年輕人群中流行的婚姻觀點過於「短視」，很多問題如果拉長到二十年、四十年去看，答案很可能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現實問題在陳海燕這也被提了出來。這兩年，她突然接待了一些十年前就認識的人，四十多歲的中年諮詢者坐下來話沒說幾句就開始後悔大哭。「你知道嗎，不是每個人都能活成精英。」十五年的服務生涯中，陳海燕曾見過這些女性在30歲時風華正茂、事業得力，但到了今天，只有極少數人能成為行業佼佼者，脫離陳舊規則的限制，多數人則順着人生發展起伏的普遍周期，往低谷滑去。

「其實男性也一樣，他單身不結婚，到了40歲後，發現身邊逐漸一個親人都沒有了，事業不成，自己也很孤單，進入了人生的新困境，這個時候怎麼辦？」陳海燕的語氣低沉下來，「會很慘的。」

不過很多年輕人可能難以把握這樣的後悔「機會」，陳海燕很肯定這點:「結婚還是中國社會的主流選擇，真做(不婚)這個選擇是很難的，你意願上不想結婚，可由得了你來決定這件事情嗎？」

正如陳海燕所說的那樣，30歲這年，崔浩在對抗催婚的四年「戰爭」中敗下陣來，在2018年的除夕夜，他下定決心主動相親。崔浩曾和我描述過這個讓他難忘的除夕——年夜飯後，蜷在沙發上玩手機的他抬起頭來，發現父母分坐在餐桌兩邊，中間地上蹲着他四個月前新養的鬥牛犬「錢包」。

來，抬手。父親拿起吃剩的香腸引誘着，試圖教會「錢包」握手。鬥牛犬不算聰明，父親最後只得主動抓住「錢包」的前爪，晃晃，再放下。

這是握手。他和狗強調，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母親則全程坐在一旁專注地看着。餐桌上，黏着剩菜和油漬的碗筷散亂地堆疊在一起，沒人收拾。電視機里正播着春節聯歡晚會，沒有觀眾，通過電子元件擴散出的熱鬧聲音，像被一層透明薄膜包裹住了，悶悶的。

很多曾被刻意忽略的碎片信息像破閘的洪水，突然湧進崔浩腦子裡——父親從前最不愛狗，對他小時候養的狗，是「恨不得踹上兩腳」的態度。母親退休後喜歡和一些「老姐妹」出去騎山地車，這一年來也不太去了。

「一問都沒人了，今天這個去帶孩子了，明天那個也回去帶孩子了。」父母現在更願意呆在家圍着「錢包」轉，崔浩想想也覺得心酸，「同一個小區，別人遛孫子，他倆遛狗。」

向崔浩催婚的人越來越多，已經從親近的家人擴展到了遛彎時遇到的老街坊，「有時候在電梯裡邊就有人問『搞對象沒有？』『你都多大了，還沒對象？』」兩鬢泛白的母親也常在他面前發牢騷。總有人問她，兒子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能去她家吃喜酒。

早年聽到這種聲音，崔浩總會虎着臉，運用起北京爺們的貧嘴功力犀利反駁回去，但現在，哪怕心裡煩得慌，他也只是笑笑，不再說話了。

「我原先覺得，我和我的原生家庭，還有外界是三個獨立的個體。我(結婚)的壓力只來自於我的家人，後來我發現這個壓力來自於整個外界社會。父母要被迫面對社會輿論，還有自己對於下一代的渴望。」二十六七歲時，崔浩把結婚看作是個人獨立意志的延伸，不容他人置喙。但30歲後，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擔下父母承受的那些壓力，讓家裡儘快變得熱鬧起來。

「怎麼熱鬧?有人才熱鬧，有自己愛的人，然後有小孩。好吧，那就相親吧。」這個曾與外界尖銳碰撞的北京男人，把自己身上的刺收了起來。

婚姻還是好東西

「婚姻承擔太多的東西了。」陳海燕向我感嘆。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她剛參加完上海婚介協會的培訓——上海擁有全國首個規範婚姻中介機構的地方性規章《上海市婚姻介紹機構管理辦法》，並在2002年成立了婚介協會監督管理「紅娘」統一接受培訓「持證上崗」。

陳海燕聽人說，十幾年前來培訓的人，上面站着講課的和底下坐着聽課的，全是一頭白髮的離退休老人。「我昨天去的時候，年輕人很多，『70後』『80後』都有，從業人員的數量和素質都大大提升了，但是矛盾還是越來越多。」陳海燕覺得婚戀市場上的諸多問題在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血緣和家庭觀念、當下已有時滯的社會制度和層出不窮的個性需求，構成了一個圈住幾代人、暫時無解的困局，而這也是一個社會高速發展的必經階段。

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已經進入「超單身社會」，「卒婚」和「草食族」成為社會潮流。韓國也興起了獨居經濟，據韓國政府2017年統計，單身家庭現在是韓國的最主要的家庭類型，占到全部家庭總數的29%以上。

但中國社會近年來在經濟、文化和政策的發展上都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在未來，我們會走向何種道路？

「我不是社會學家，未來怎麼走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預測到人們會越來越晚結婚、越來越多人選擇單身，人越來越傾向於如果走不下去，大家就離婚。」這一次，對於我的問題，陳海燕沒有準確答案。

在未來，可能連婚姻這種形式都會消失不見，但當下它依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人一直追求兩種東西，一種是新鮮、刺激的感情，同時又追求穩定、安全的關係，婚姻正是這兩種東西的結合體，它很有吸引力，很美妙。」陳海燕還是相信，今天人們願意走進她這裡，代表他們對婚姻中美好的部分存有希望，這種希望也許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喬沐好像找到了這種可能性。

在停止相親的那一年，她搬離了西城父母的家，用所有積蓄付了東城一套小公寓的首付，接着養了只叫「魔芋」的英國短毛貓，開始了自己的單身獨居生活。

34歲時，喬沐出了一場小型車禍，腰傷復發，孤身躺在公寓裡難以動彈。在靠着反覆給自己吆喝鼓勁，才能忍痛掙扎着滾下床時，她突然間感到很孤獨。「為了找一個固定的性伴侶也好，為了『第二杯半價』也好，我再試試吧。」傷好後，喬沐重新回到了相親市場，不過這次她不再聽由母親安排，也沒了過於明確的目標。她的心態更輕鬆，參加也都是登山、茶藝、做咖啡這種目的性很弱的興趣交友活動。

「你最後遇到那個Mr.Right了嗎？」

在北京鼓樓的一家露天咖啡館裡，我見到了36歲的喬沐，一對清亮的杏核眼，皮膚柔軟白皙，留着利落的齊耳短髮。她說自己為了明年的一個新項目，已經連軸轉了四天，但神奇的是整個人狀態看上去還很不錯。

面對我的提問，喬沐面目舒展地和我聊起了她現在的男友，是一個小眾交友APP上遇到的男生。當時喬沐是產品的早期用戶，而男生是來試用自己公司產品的設計師。

男生對喬沐一見鍾情，在初次見面後就發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勢，喬沐在那個時候發現，當一個男人真的喜歡自己時，是根本不需要「竹子」老師當年傳授的各式手段的。

強勢的母親依舊試圖控制她的感情生活，從不肯承認女兒這段超出自己計劃的戀情。即便如此，男友還是百折不饒地計劃着修復自己、喬沐和喬沐母親之間的關係。

「他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帥，但是他真的很可愛。」聊到男友，喬沐語氣歡快，「對了，他已經向我求婚了。」

喬沐正準備結束自己的獨居生涯。隨着年齡的增長，在見多了身邊發生的各式婚姻故事後，她感覺自己終於開始真正理解婚姻，也對未來的家庭生活恢復了信心。

不過她目前比較困擾的是：剛升任未婚夫的男友有點過於焦慮了。「他前幾天還在說，如果未來兒子隨他一樣矮該怎麼辦？只能先存筆錢，讓孩子以後把腿骨敲斷，去做增高手術。」

「這是開玩笑的吧？」我遲疑地問。

喬沐的半張臉藏在玻璃水杯後面，從我的角度看過去，充裕的日光穿過杯壁，水光粼粼地映在她淺褐色的瞳孔里。這個不太看得出年齡的女人歪頭短暫思考後，眯住眼笑了：「看他的表情，應該是真的。」

采寫 楊雨池

編輯 CHRYSEIS

攝影 趙三炮、張念亮(灝澤)

插畫 灣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