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豐，女性向前一步｜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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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在互聯網上曾有一場針對冠姓權的激烈討論。一些人發現，早在2014年，安徽的小縣城長豐已經有過「姓氏革命」——孩子隨母姓的家庭，將得到1000元現金獎勵。這在當下的語境中顯得超前和稀奇。因此《人物》去往長豐，想觀察這個政策的結局與遺產。

但到了長豐後我們很快明白，這裡發生的遠不止這些。一個寬闊豐富的性別平等實驗，在這個縣城持續了7年。它相對純粹，不設KPI，不與政績掛鈎，只追求人觀念的革新、思想的解放。

它不是任何遙遠的主義，不是口號，而是草莓地和稻田裡真實開闢出來的空間，讓女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自由地生活。也是一點星星之火，留下一些迴響，讓後來人無需驚訝，那些現在看起來了不得的事情，勇敢的人們早已做過。

文｜林松果

編輯｜糖槭

聯合國官員的三次眼淚

距離北京一千公里，安徽中部，長豐縣城的夏日景觀與其他縣別無二致。正是莊稼換季時，日頭明亮灼熱，沿着微微起伏的丘陵，地里都是收割小麥的農人。傍晚時分喇叭放着鄉村新聞，農人們佝着腰，把秧苗一根根點進田裡。車開在村道上，掠過剛剛空下來的草莓大棚、正當季的羊角蜜瓜大棚，水域寬闊，杉樹高大。入了夜則是另一副樣子，到處都是跳廣場舞的人。男人在公園湖裡釣魚，巨大的鱔魚在桶里掙扎，水珠濺開，好多人圍上來看。

但如果再四處走走，會發現些獨特之處——縣城的水湖公園裡，最顯眼的雕像是爺爺抱着孫女，底下牌子刻着：「關愛女孩，幸福的女孩被爺爺高高舉在肩頭」。附近立了一個巨大的愛心門，是為了表達「自由的愛情」。走進路邊公廁，比例科學，女廁蹲位比男廁蹲位要多一半。在街道上能看到女性城管在工作，而醫院病房裡有男護士。

在長豐縣城的水湖公園裡，最顯眼處，是一個爺爺抱着孫女的雕像 圖源受訪者

在一個叫創新社區的村子，婦女主任陸瑞雲領我去看一棟剛粉刷好的二層小樓。這棟樓比村委會還要嶄新氣派，這是女性村民們獨立的議事空間，叫「婦女微家」。11位成員通過競選產生。每個月一次，她們忙完農活，騎着車走過鄉間道路，在這裡開會議事，學《反家庭暴力法》和《婚姻法》，為村裡的女性爭權益，為道路水電之類的大事提意見。這種生活在這裡已經存在許多年。

2013年6月末，也是這個季節，村子裡麥浪翻滾，一些改變發生了。

這一天，創新社區要開村民代表大會，修訂村規民約，這是村民民主協商與自治的基礎。全村111位代表，來了105位，有些還是從城裡趕回來的。小小的村委會議室，坐得滿滿當當。

一共31條細則，每條都要舉手表決，超過半數即通過，不超半數則劃掉。前面都比較順利。但到第15條，卡住了——這條的內容是：鼓勵婦女參政議政。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應該達到40%。

在這次修訂前，村里女性代表實際占比35%。村規民約的草稿里，規劃的是30%。在徵集意見階段，被提高到了40%。

但在現場，一位女性代表站起來問：「為什麼是40%？為什麼不是50%？既然倡導性別平等，男女代表就應該對等，一半對一半。」

這不是孤立的聲音，她得到了全體女性的聲援，但也讓男女分裂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先按50%表決，所有的男性都不同意，他們沉默了，沒人舉手。再按40%表決，所有女性都不同意。

雙方互不相讓，僵持好幾分鐘，最後是在場的鄉鎮官員出來調停，雙方達成妥協：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不應該低於45%。

這是一次臨時的、突如其來的衝突。表決結束後，一位短髮女士要求發言。她站到台前，聲音哽咽，被自己的眼淚打斷了三次：

「我倡導性別平等幾十年，到過很多地方，當問到為什么女性不站出來主張自己的權利，大家都說幾千年了，都習慣了。今天在長豐，我親眼看到了女性站出來主張自己的權利，而且堅持不讓步，讓我看到了多年來的性別平等倡導有了希望。」

她是來自聯合國人口基金的項目官員文華，也是人類學博士、性別項目專家。這一天文華本沒有計劃發言，但看到現場這一幕百感交集，她拿過了話筒。

從1990年代至今，文華一直關注性別領域的議題，參與了許多反對針對婦女暴力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項目，在全國各地做調研和田野。那是2013年，正是她覺得艱難的時刻——人們一聽到性別平等，第一反應往往是：我們不是早就平等了嗎？

但如果你拿着一個個更細的問題去問，隱藏的問題就會浮出水面。比如當你問：女兒嫁出去之後，或者嫁進來的婦人離婚之後，還能不能在村里分地？這時候人們的回答就會不一樣了。

2011年，當時的國家計生委與聯合國人口基金開始在長豐做一個性別平等的試點項目，修訂村規民約就是這個試點的一部分。創新村那個午後偶然發生的爭執與對話，女性的「向前一步」，觸動了在場的很多人，至今仍在親歷者的記憶里熠熠閃光。

當時的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何安瑞、項目官員文華在創新社區調研 圖源受訪者

我們的女兒到底多優秀

當天會場第一排還坐着一個人，他沒有上台發言，但感觸跟文華一樣深。時隔七年，他還能回憶起現場發生的一切，聲音、畫面、氣味，纖毫畢現。他是這個實驗在當地的主要執行者，時任長豐縣計生委副主任的龔存兵。

在長豐，每當提起龔存兵，大家都願意評價幾句。他不喝酒，身材清瘦，寫得一手好字。因為會表達，口才好，常常四處去講課。聽過他課的村幹部們都不吝惜讚美，認為他有文化，思想超前，有人格魅力。

但在那時，這位計生幹部還正為工作發愁。2010年前後，正是我國出生人口性別失調最嚴重的階段，而安徽則是情況最嚴峻的省份之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安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達到了128：100——也就意味着每128個男孩兒出生，才有100個女孩兒出生，這個數據遠超正常值。

有人口專家認為，當時我國民眾的生育意願下降，依然存在的男孩偏好，加上胎兒性別鑑定與人工流產技術的發展，共同造成了這個局面。

聯合國項目開始前，龔存兵已經在長豐做了一系列改革，這算是某種意義上的窮則思變——2010年，長豐縣出生二孩的性別比高達172：100。而當時的計生工作，涉及到考核和升遷——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當時的國家人口計生委，把出生人口性別比作為各級政府單項考核的硬性指標。

龔存兵是老計生幹部了，1992年就開始在鄉鎮計生辦工作，3年後調到長豐縣計生委。他成天琢磨：為什麼出生性別比降不下來？原因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時候他還沒有任何社會性別平等的意識，更多是靠本能和直覺——「工作很難做，感覺到女孩地位很低，是不是可以給女孩抬高抬高地位？也許這樣大家就願意生女孩了。」因此，當時長豐計生系統的工作重點有二，一個是全國都在做的打擊「兩非」；一個是長豐根據當地情況做的關愛女孩項目。

所謂「兩非」，即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非法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這個詞已很少在當代詞典中出現，但過去許多年，打擊「兩非」始終是計生系統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在龔存兵看來，抓「兩非」終究只是治表，是打急救針——抓得緊了，數據確實會降下來，會好看，但治不了根，一旦鬆懈就會很快反彈。

他更看重的是關愛女孩的政策，就帶着計生委幾個人，設計了一整套的方案。長豐那時還是貧困縣，但還是花了上百萬在縣城公園立起了關愛女孩的雕塑。他們給農村獨女戶、兩女戶的父母辦養老保險。每個考上大學的女孩，縣裡都給助學金。每年夏天縣裡都會做一台晚會，讓所有獨女戶、兩女戶家庭里上了大學的孩子參加，自編自導自演，讓大家看看，我們的女兒到底多優秀。

2014年1月，北京，龔存兵在中國/聯合國人口基金第七周期生殖健康/人口與發展子項目的研討會上發言，介紹長豐的情況與經驗 圖源受訪者

這套制度里有一條現在看來很激進——全縣所有獨女戶、兩女戶家庭的女兒，中考都加十分。十分是什麼概念？「比如長豐一中，差一分，甚至都上萬塊。加一分可能你就進了長豐一中，但你一分加上去，有可能讓別的男孩下來了。」這個政策實行了幾年，有人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政策初衷應該是讓男女站在同一起跑線，但加分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所以後來就取消了。但這種直接給利益的政策，足可見主政者的決心。

恰逢國家計生委和聯合國人口基金做的性別平等項目，正在全國尋找試點縣。這個項目的執行者、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湯夢君向《人物》說起這場實驗的源起——那時國家層面其實已經有「關愛女孩」活動，只不過還強調的是政府該怎麼做，「你總還是覺得少了什麼，比如源自基層和草根的自發力量，比如女性作為主體的一種聲音，這是比較缺失的」。那時已經有幾位中央黨校的學者在河南登封做了一個民間實驗，在村莊裡修訂村規民約，在最基層的制度里給女性地位，實驗被認為是成功的，對村莊觀念有巨大的革新。

湯夢君與她的同伴們也想着，能不能在村莊裡實實在在做些事，看看會不會有變化，民間能生長出什麼樣的力量。在尋找的過程中，安徽省推薦了長豐，它最終入選，成為全國三個試點縣之一。

長豐縣舉行「媽媽的力量」悅讀會 圖源長豐縣婦女聯合會網站

不是倡導跟母親姓，而是倡導討論

實驗並不容易。湯夢君記得，他們剛開始給官員們上課，講什麼是性別平等，大家都很懵、很困惑，有人說：「這個太抽象了，不好落實啊！」還有人問：這個和之前的「關愛女孩」項目有什麼區別？很多男性幹部一開始不太能認識到性別不平等，談到這個話題，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我的錢都給我老婆，我老婆比我地位高呀！」

因此學者們設計了一些參與性的課程，不是對着課本講理論，而是從生活中很小的話題講起，讓他們明白性別平等這個事情離自己很近，身邊每天都在發生。比如，為什麼大家給男孩起名都喜歡用雄、偉，而女孩的名字都是麗、美？再比如，你給兒子玩什麼玩具？給女兒玩什麼玩具？是皮球還是洋娃娃？你心目中的男孩和女孩是什麼樣子的？

課講得多了，慢慢觸動就有了。龔存兵下了課就開始思考：為什麼公交車上的扶手高度都是為男性設計的？女性要是個子不高的話夠不着，為什麼男性標準會成為社會的標準？

他意識到自己的觀念正在變化。他開始覺得原來自己做關愛女孩項目，理念上是有問題的——「我們提出關愛女孩，其實是不準確的，關愛是對弱勢群體的，但是女性並不是社會特殊群體。她們需要的不是關愛，而是平等。」

也是在那時，他的個人生活也經歷了一次挑戰——他的妻子當時正在一個三萬多居民的社區做書記。他親眼目睹妻子的辛苦，她的能力，她做事情不比任何男性差。但也因為忙碌，她不能照顧家庭。支持與抱怨，兩種情感在他內心作戰。

這種切身感受也讓他更理解，女性要真正闖出一番天地，要經歷多少艱難。「我們對女性的認識，第一就是你是不是會影響到家裡。憑什么女性干工作會影響到家，男性干工作卻不會有人這麼覺得？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在作怪。第二，很多人覺得你女性再干又能幹到怎麼樣呢？這又牽扯到男女發展機會是不是平等。」

想清楚這些，他覺得眼前豁然開朗：「哦，這個項目的空間太大了，能做的東西太多了，但我們要撇開兩非，撇開性別比，撇開這些淺薄的事情。男孩出生偏高是社會性別不平等造成的，我們要找到社會性別不平等最根本的問題，去突破它、碰撞它、調整它。」

他的想法與人口專家的想法不謀而合。湯夢君在當時的一份報告裡建議安徽省，不要用人口出生性別比的結果來考核這個項目——而是應該更多考察各部門是否出台了社會性別平等政策，是柔性的，「從治標轉為治本」，這也為改革和探索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間。

一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的「姓氏革命」。2014年，長豐縣在下塘鎮、左店鄉、朱巷鎮等鄉鎮試點，倡導新生兒可以隨父姓，隨母姓，或者父母雙姓。其中對隨母姓的給予1000元獎勵（其中有一個鄉鎮是男孩隨母姓獎1000元，女孩隨母姓獎800元）。

當時這個政策的目的不在於讓多少家庭真的這樣做，而是為了讓家庭有討論的過程。龔存兵說：「讓新生兒隨誰姓的問題上，有一個平等協商和討論的過程，從而淡化父姓意識，從根本上解決男孩偏好問題。」

這不是一時衝動做出來的決定。湯夢君說，當時學界已經對男孩偏好有過很多研究。男孩偏好的根源是家族傳承，傳承的標誌就是姓氏。學者們普遍認為，提倡隨母姓，對改善男孩偏好是有用的。但之前這只是一個理論共識，並未付諸實踐。

而長豐當時具有實踐的條件：整個決策集體是支持這項改革的，且這個項目的靈魂人物龔存兵真正想幹這件事。在基層做事，這兩點很重要，湯夢君說：「如果他想幹這件事，他又有推動力，那就是可以非常快推進下去的。」

在當年，這樣一個政策出台，也仿佛一枚核彈投入輿論場。一家媒體用《子隨母姓獎勵一千元》的標題報道此事後，上百家媒體的採訪電話打過來。法新社做了報道，聯合國人口基金總部也發郵件到北京詢問······大家都沒見過這陣仗，縣委書記緊張，龔存兵也緊張，「很擔心，感覺這不得了，怎麼搞啊」。當時國家計生委正好有工作人員在安徽，安慰他們：「不要怕，讓他們討論。」

龔存兵後來在央視的採訪中解釋了自己的想法：這個政策並非讓孩子都隨母姓，這跟讓所有孩子都隨父姓並無區別，只不過，有了這個政策，會激發家庭內部的討論，政策倡導的正是這個討論過程，這本身就是觀念的解放。另外，正因為姓氏牽扯到每個家庭，牽扯到社會性別不平等的根源，才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這正好證明他們選對了，觸到了根本。

姓氏革命推行不久，同年12月，國家對《婚姻法》調整，原來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隨母姓，但後來又增加了一條，「可以隨父母以外的姓」。長豐的姓氏革命，也被評選為那一年的「中國性別平等十大新聞事件」之一。

比姓氏革命還早一些，在試點剛開始的2012年，長豐就在縣內做了公廁改革。要求全縣對新建公廁一律審查，看看是否符合社會性別平等的要求，具體來說，就是男女廁所蹲位要按照1：1.5來設計，沒有達到這個比例的不予審批。不符合這個標準的舊公廁，也要改造。

長豐縣公廁改革舉措 圖源受訪者

這個改革思路來自當時安徽省計生委的一位副主任，他去韓國接受了一次性別平等的培訓，回來後便提出在長豐做試點。他們認為公廁不是一件小事，那裡面盛滿了性別視角——你看到的不是蹲位多少，而是政府怎麼去分配公共資源。

政策之外，龔存兵也嘗試在教育的源頭做一些探索。在一家鄉鎮幼兒園，他試圖培養孩子們的無性別意識——男孩可以踢球，女孩也可以；女孩踢毽子跳繩，男孩也可以，沒有某個項目只有男孩或者女孩才能做——他認為，如果只對成年人做性別平等的教育，那麼等幼兒們長大了，這種成見依然不會改變。但這個過程並不輕鬆，最難的是教育教育者，反覆去跟這些基層的老師們上課，讓他們接受這個理念，並在日常中刻意去引導孩子。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確實看到了一些美好的東西。小女孩的性別意識不強烈，她們願意去和男孩一起踢足球，她們的勇猛、爭搶、好鬥，還沒有被壓制。她們的勇氣、擔當和競爭意識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被培養。而男孩們也可以跳皮筋，也可以被允許是溫柔的、安靜的。

孩子們曾被要求在一張長長的畫卷中畫出自己心目中男性和女性的樣子，龔存兵記得，他們的畫裡男性和女性的形象並不像成年人想象的一樣，他們一起做家務，一起勞動。在這個年齡，他們的觀念中，還沒有那種刻板的定義：爸爸必須幹什麼，媽媽又必須幹什麼。

性別問題還在大量的鄉村生活細節之中。比如外嫁女兒、離婚女性在宅基地、土地確權等問題上受到歧視，這些都在每個村修改村規民約時給了她們保障。還有一些看似微小卻堅固的風俗，比如女孩不能上墳，比如老人去世後必須要有兒子頂棺下葬，女兒不行，如果死者沒有兒子，那就相當麻煩，要找家族裡其他年輕的男丁。

在創新村有過這樣一個例子：父親去世了，只有兩個女兒，村幹部就坐在他家裡，讓女兒去做所有的事情。家族裡親戚們不同意，翻臉了，鬧得一塌糊塗，但最後還是做下來了。龔存兵當時跟村幹部說：「也許這個做完，一百年都沒人做。但就是一個星星之火，一百人後如果有人想做，可以把我們搬出來，我們已經做過了。」

長豐縣女性參加護綠主題志願活動 圖源長豐縣婦女聯合會網站

從女孩到主任

關於這個試點是怎麼改變了具體的村莊與人，湯夢君建議我去一個叫安費塘的村子，去找女村主任袁慶。傍晚時分，我在小學校舍改造成的村委會門口見到袁慶，她站在曬滿小麥的籃球場邊，30歲上下，一張柔和的圓臉，眼鏡也圓圓的，整個人很斯文。她來招呼我，有一種溫和的熱情。

村委會牆邊畫滿了性別平等主題的張貼畫，顏色已經有些黯了。2016-2018年，聯合國在這個村做了第八周期試點。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袁慶從村裡的計生專干成了村主任。

在安費塘村村委會的牆上，有許多試點時留下的男女平等宣傳畫，現在已經褪色 圖源受訪者

湯夢君記得項目剛開始時袁慶的樣子：「她很羞澀，我們去村里，她給我們介紹情況，臉漲得很紅，結結巴巴的，還不擅於在公眾場合說話。」而現在袁慶每天夜裡騎着電動三輪在村里巡邏。我們一起走在村道上時，村民們自然地迎上來問事情，喊她「村長」。

走到這一步不容易。袁慶出生在安徽滁州的山村，她出生後，父母想再要個兒子，但又生了個女兒，當時計生政策嚴格，母親的第三胎被引產，家裡的牛也被牽走了。但奶奶重男輕女思想嚴重，逼着繼續生，家裡又欠着債，她父親無法承受爭吵與壓力，便自殺了。當時袁慶4歲。

隨後母親改嫁，她被送到大姑家裡，讀到初中畢業就不讓讀了。大姑說，女孩總是要嫁人的，讀那麼多書幹嘛？大姑的兒子繼續往上讀，16歲的她則進了服裝廠當學徒，一個月300塊工錢。工作沒幾個月，大姑來要錢，一起的小姐妹都跟她情況差不多，都氣不過。她就這麼打工，在夜市推薦啤酒，看倉庫，稀里糊塗活到二十歲。遇到喜歡的男孩子，想結婚，家裡還是大姑做主，要十萬彩禮，對方給不起，但袁慶還是想嫁。她說自己從小不被愛，「好不容易遇到個對我好的人。」這很珍貴。

婚禮當天，娘家人都沒出現。她自己買了件紅旗袍，打着車，從滁州到了長豐，身邊只有當時在工廠的幾個小姐妹。嫁到安費塘村這個家，婆婆是聾啞人，公公視力障礙，還有年幼的小姑子小叔子，他們夫妻倆是唯一的勞動力。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在家裡邊帶孩子邊做零活，直到村里選她做了計生專干，情況才稍稍好轉。

項目開始時，她心裡也隱隱被某些東西觸動着，但還說不清那到底是什麼。她的一項工作就是發現身邊不平等的案例，去記錄和調解。2017年的某天，她寫着案例，突然聯想起童年往事，「我心裏面想，我尋找了半天，原來自己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例子啊。」那種念頭如冷水澆頭，一下子迸發出來，「那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好透徹。」

她也開始在這樣的視角上看自己的村子——男人們常常有一種慣性，可以很自然地說出類似「現在已經男女平等了」這樣的話，但那些具體的、細碎的、沉默而頑固的細節，仍存在於每個鄉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幾年前，村裡有些家庭，每到逢年過節或者宴客，女人都不上桌。「做飯的是她們，吃飯的又是男人」。這被認為是一種不成文的禮數。袁慶把這個事情拎出來宣講過幾次，2017年又做了一個活動，性別角色互換——讓男人做飯，做完了讓女人們吃。女人們坐大桌上，男人們坐邊上小矮桌。

她拍視頻記錄這一刻，舉着手機問一位村民：叔叔，你今天在這個小桌子上吃飯什麼感受？對方有點不好意思，說：還好吧。還有一個人說：「你們終於翻身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到後來，村裡有男人開始做飯了。但不多，有那麼幾個。

作為一個年輕的女性，就算是做到了村主任，袁慶也有她自己要面對和犧牲的東西。2016年她剛上任時，一次有領導來視察，她跟着村裡的治保主任（一位年長男性）一塊去迎接。領導見到他們兩人，沒問誰是誰，直接一步跨到治保主任面前，握住對方的手：哎呀，主任，你好你好。袁慶手都伸出去了，又收了回來，覺得非常尷尬，只好馬上笑了笑。

五月底的某個夜裡，我們騎着電動三輪車在村中巡視，怕有人在夜裡燒秸稈。袁慶說起作為年輕女性處理村里大小事務的難處，她必須要隱藏一些東西——性格里本能的溫柔的、好說話的、和善的特質，她要努力克服這些，轉而展現一些無性別的、或者說刻板印象中男性氣質的東西，比如彪悍的、雷厲風行的、說一不二的。這些會更好地幫助她工作。

飯桌上性別互換的小實驗，大概只算是搖下父權制大樹上的一片葉子。但還有些改革，是真正讓女性自己從土地上生長出力量。安費塘村里留守女性多，家庭分工一般都是男人去城裡打工，女人在家裡照顧老人小孩，還要伺候幾畝地，辛苦不說，總歸是要管男人伸手要錢。

試點的三年，村里開始請人來做技能培訓，有五位女性因此考到了家政資格證，在城市裡找到高薪工作。那些被老人孩子絆住無法出門的女性，也開始做廣泛意義上的女性創業——原來她們種水稻，一畝田一季度最多收入兩三百塊。後來鎮上提倡蝦稻共養，田裡還是水稻，但田邊溝里同時養小龍蝦，同樣的面積，一畝田能多掙一千多塊。

錢的力量是真實、強大的，袁慶見證着家庭內部權力關係的變化：「以前女性在家裡就是消耗錢，現在她們的收入可以支撐家裡的開支，男人的錢可以存起來。這麼着，男人就算想發脾氣，是不是也要掂量掂量？」

五月底六月初，正是小龍蝦上市的季節，路過田邊，稻苗青青。在看似不變的辛苦生活中，女人們逐漸開闢出自己微小的、逐漸壯大的領地。

外出務工女性返回長豐縣從事小龍蝦養殖 圖源長豐縣婦女聯合會網站

認真的 直率的 熱情的

在安費塘村，我和46歲的村民陶有美聊了一次天。黃昏時分，她剛從田裡回來，踢掉膠鞋，擦了把臉，笑着拉我到後院坐。地上一筐新蒜，地里一茬茄子，一樹梨樹已經結了小小的果子。客廳里坐着她9歲的小兒子和90歲的老公公，丈夫去城裡打工，女兒去上大學，她一個人管家。

這幾年，陶有美去過村里組織的每一次培訓。一般是袁慶在群里通知，她算好時間，騎着電動三輪車開過村道，五分鐘就到了村委會。幾十個女人，就坐在院子裡聽，昂着一張張在地里被陽光雕刻過的臉。城裡來的老師講課，陶有美有時候聽得懂，比如講為啥不讓女人上桌吃飯，她又贊同，又憤怒。但有時候老師講一些理論，文縐縐的，她就不懂了，但也沒關係，還是每次去。她非常肯定，這件事對自己有益無害。等到男人從城裡回來了，她就把培訓時聽到的事兒告訴他，敲敲他的警鐘。

也正是這樣一群女性，正成為村莊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體。在安費塘，女性村民代表占了一半比例。袁慶發現她們身上的一些特質非常可貴，比如公開和直率，敢說真話，搶着發言。原來村里評貧困戶，男人們容易礙着面子，稀里糊塗把所有申請人都打上鈎。而女人們錙銖必較，會問：這家人的情況我清楚，條件還可以，是不是不該選？

在創新社區的婦女議事會， 她們討論村裡的大小事，小的比如婆媳吵架、家長里短，大事比如修路、引自來水。

幾年前，她們幫一位從四川遠嫁而來又離婚的女性爭得了五畝八分地。這位四川媳婦是1990年代嫁到村里，落了戶，後來與丈夫離婚，婆家不願意分地分房給她，她在這裡沒有親人、沒有依靠，但有權利意識，堅持要拿回屬於自己的一半土地，雙方僵持不下，找到婦女議事會的會長陸瑞雲。

陸瑞雲覺得她的要求理所當然。「我們要講道理，不管她從哪裡來，不管她現在住不住在村里，她現在是這個村裡的人，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理所應當。」她們去這婆家講道理，先找婆婆，再找丈夫，在對方家裡聊了好幾次，最終鬆了口。家裡十多畝地，分給了四川媳婦一半。不僅如此，按照他們村規民約的要求，這位女性如果再婚，她的丈夫同樣享受村民待遇。

試點進行的七年時間，湯夢君去過長豐十幾次，逐漸與村莊裡的女人們熟悉。她認為她們都有非常強的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她們中能人非常多，語言表達和思維都是很好的，參與的訴求也是很強烈的」。她們直率，能秉持正義或公道，「只要你給她們一定的教育薰陶，給她們機會」。

袁慶則跟我提起這兩年讓她印象深刻的兩段對話。

一次是去年村里做土地確權。鎮上的工作人員過來和村民簽協議，有一家是女主人過去簽，工作人員一看是女人來的，下意識拋出幾個問題：「你是戶主嗎？你家男人呢？你能說話算話嗎？得讓你男人來簽。」

女主人一下就怒了：「哪個講不能簽？我能做得了主，我做不了主幹嘛來這兒。我既然來了，我就能做得了主。我會負法律責任的。」對方意識到自己問得不合適了，連忙跟她道歉，反覆跟她強調，自己並不是歧視她，只是擔心他們家庭內部沒協商好。

還有一次是發生在袁慶自己家裡。她十歲的女兒一直跟着母親進進出出，在性別平等的環境裡被薰陶。有一次袁慶的丈夫讓袁慶去做飯，女兒就站出來問爸爸：爸爸，現在性別平等，你不能做飯啊？

小女孩的家庭哲學很先進，她說：「家務我可以做，但你們也得做。媽媽做，爸爸也要做，大家一起做。爺爺說自己做飯不好吃，就不做了，但爺爺，你可以學呀！」

2019年長豐縣婦女幹部培訓班開展活動中 圖源長豐縣婦女聯合會網站

星星之火

從2011年秋天到2018年夏天，這個實驗在長豐持續了七年。今年五月我們到長豐回訪，尋找這個實驗的遺產，並與曾參與其中的人聊天，想看看這個實驗是如何改變了人。

每一個受訪者都多多少少描述過這樣的畫面——女人們人手一台鄉間代步必需的電動車，騎着它們從村道中呼嘯而過，去聽一些與自己接近的、或者是遙遠的知識，去開會議事，結束之後又騎着車呼嘯而去，回到田裡，繼續埋頭干她們的活計。

誠實地說，她們生活中的痛苦和瑣碎沒有任何變化。與過去許多年一樣，她們白天站在長豐最常見的水田裡、草莓大棚、羊角蜜大棚里勞作，夜晚則照顧孩子老人，將一生獻身於家庭。但這幾年的實驗給了她們一些精神上的自足和豐盈。

在第七期試點結束後，龔存兵從長豐縣計生委調任縣委宣傳部，不再負責這部分工作。但他始終認為那是一段最珍貴的時光，「值得一輩子回憶的五年」。現在再問他當年的事情，他都能記得是幾月幾號，細節纖毫畢現。

後來還有一次，當時的安徽省衛計委的一位領導問他：做這個事情你的收穫是什麼？

他願意把自己一生分為幾個涇渭分明的部分：「我這輩子就幹了幾件事，第一件事是為計生工作起草文件、寫材料，第二件就是用五年時間做了這個項目，影響了一些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做事是為了升遷，為了證明自己能做什麼。我做這件事，就是我想把它做好，不是為了做給別人看，這是我自己的東西。」

採訪結束的晚上，他一定要把當時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何安瑞寫給他的一封信找給我看，在深夜的縣委辦公室，他在電腦里翻了半個小時，那是他非常驕傲的、像鑽石一樣珍視的東西。那封信上何安瑞形容他，「such a great partner」。

執行這個項目的學者湯夢君，是位乾脆爽朗的女性。她回答問題時反應迅速，不拖泥帶水，用詞克制。但提到這八年試點對她的影響，她語氣里也有了緩慢和溫柔。

「我原來主要做理論研究，沒有全身心投入去做一個這樣的實踐，在長豐是第一次。但只要你真心去做了，你會覺得特別有成就感，因為基層真的發生了變化。而且你就覺得，中國鄉村那些女性，她們非常有前途、有智慧，在中國基層真的有很多能人。你千萬要相信，只要有機會，她們真的有能力提升自己，改變自己。」

但湯夢君同時強調的是，回顧這個項目時我們必須承認——它成功，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處。包括2010年那個時間點，計生工作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當時的安徽省政府對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有極大的重視和決心；再往下，合肥市和長豐縣政府願意給錢、給人、給資源；還包括項目實施者龔存兵，個人的熱情和能力；甚至另一個偶然的、小的因素是，當時安徽省人口計生委分管性別治理工作的副主任，剛好就是長豐人。

放在微觀視角里看，在一個縣級政府推進政策也不簡單。如龔存兵所言，就算是在長豐也不是全縣試點，而只選了三個鄉鎮。三個鄉鎮裡又只有一個做得相對好，因為這個鄉的主要執行者，一位副鄉長，最能懂龔存兵的理念，且能完全執行。這其實非常珍貴。政策執行過程如漏斗，一層層篩選淘汰。機緣巧合之中，每一層都剛好有想做事、能做事的人，才成就了最後的好局面。

這樣的成功也許不易複製。第七周期結束後，專家們曾提出把試點成果在安徽其他地方推廣，但正巧遇上國家機構改革，計生系統與衛生系統合併。在繁重的公共衛生管理中，平衡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再是最重點的工作。另外2015年二孩放開，出生人口性別比也不像之前那樣嚴峻。這項推廣也就沒有再繼續了。

還有一些可以更深入的工作，因為項目結束和龔存兵離任，沒有再繼續。比如家庭內部的性別角色定位問題。做第七周期項目時，龔存兵意識到，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講性別平等，最終還是要回到家庭。在第八周期項目時，長豐繼續了一些家庭與社區的活動，但似乎不如七周期時那麼轟轟烈烈。

特別是在農村，如今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結構，只不過有時變體為「男女共同主外，女主內」，這是一種看似溫柔但本質殘酷的不平等。他認為可以在家庭內部做一些實驗，不一定要求男主外或女主外，也可以將男女的社會角色進行互換，或者讓男女共同完成同一個社會角色，所謂「一起掙錢一起花」。

文華和龔存兵都對《人物》提到他們的遺憾，這一類試點項目到最後最難的便是——持續性。「說實話，當時我們做項目時轟轟烈烈，感覺會把事情做得很大很大，但到後期項目推進就變得很難了。」他們都呼籲頂層設計，這樣才能把在長豐點亮的燈，照亮到更多地方，通過制度的方式固定下來。

但他們也同樣認為，至少在這個縣城裡，這項實驗留下來了燦爛的遺產。村規民約不是遙遠的文本，而是貼在每戶人家牆上的法律。它把農村女性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固定下來。更重要的是它帶來的性別視角，它的啟蒙與喚醒，深入到基層政府之後的每一次決策中，讓性別平等的理念在此深入人心。

五月的夜裡，我問龔存兵，回憶那五年，他腦子裡第一個跳出來的是畫面是什麼？

他說是一些女孩子們的臉。那些在夏日晚會上演出的才華橫溢的、來自長豐獨女戶家庭的女孩，那些提出讓孩子跟自己姓的母親，那些站起來爭取平等選舉權的女性村民代表，還有那個堅持要自己給父親頂棺的女孩，「這是破除了我們幾千年的傳統，多麼勇敢，是非常值得感動的事情。」

她們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所有女性骨子裡都厭惡這種不平等，有爭取平等的意願，這種意願是潛在的、強烈的、可以被激發的，而且激發起來會很強大。也是這種力量，在推動社會性別平等往前走。就像星星之火，我們要鼓勵大家，繼續往前走，繼續爭取。」

圖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