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租」給陌生人，我開始理解孤獨

文/李丹

2015年，有媒體發起設立「1212陪伴日」，希望通過一系列公益活動喚醒社會對「失陪族」的關注和人性中對家庭最本真的重視。

但23歲的小韭覺得，家人的陪伴固然重要，有時候，陌生人的「不評價、不勸解」也同樣有價值。「希望有這麼一個人，可以讓我隨意訴說我的負面情緒，他不會勸我陽光一點。」

為陌生人提供某種情緒價值，並收取費用，有人就在這麼做。2018年6月，35歲的日本人森本祥司開始在推特上出租自己，他稱之為「社會人性實驗」。作為報酬，對方需要支付給他1萬日元（約合612元人民幣）的勞務費、交通費，以及可能產生的餐飲雜費。

3年間，森本接到超過1萬單委託請求：陪同旁聽法庭審判、陪同遞交離婚申請、陪同等待公布資格考試的結果、幫忙到賞櫻的地方占位置......「維繫人際關係太複雜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森本說，陌生人的「在場」，往往能給密不透風的人際關係提供一個輕鬆、無害的出口。

為什麼有人需要通過「出租」陌生人來尋求心理慰藉？與陌生人的短暫聯結，又能給生活帶來些什麼？為了試圖了解租與被租背後的情感供需，筆者通過社交媒體平台聯繫到三位在中國踐行「出租自己」的人。

「我願意拿出一部分時間，和恰有此需的人待在一起」

小韭 傳媒專業學生 「出租」經驗5次

最早有「出租自己」的這個想法是在2018年2月，我看了《奇葩來了》裡面一個「一元出租自己」的女生演講，很受啟發，也想做這件在我看來很有趣的事情。

但「出租」這兩個字一直讓我有顧慮，擔心別人誤會，也不知道「出租」的範疇該怎麼去界定。直到2年後我了解到日劇《出租什麼都不做的人》，一集不落看完，才覺得這是一件值得付諸實踐的事。

整部劇講了大概二三十個委託，有的簡單到只需要「出租先生」（劇中的男主角）給准媽媽發一句「平安分娩」的祝福，也有思路奇特的委託人讓「出租先生」聞自己身上的氣味，引來路人誤會。

民政部有一個調查數據，到2021年，我國預計有9200萬名獨居成年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一直想有人陪我划船，一個人划船是一件特別孤獨的事，比一個人吃火鍋還難受。但與其坐在家裡等這麼一個人出現，不如自己去做那個人。

之後，我在豆瓣同城上發了「出租什麼都不做的人」的帖子。對方只需要告訴我他的需求，想約的時間和地點，我會選擇性赴約，對方需要支付我赴約所需的交通費和餐食費。除了最簡單的應答之外，我什麼都不做。

至於為什麼「什麼都不做」，大致的原因是，它限定了很多東西，不會有奇奇怪怪的人來找我。另外，「什麼都不做」代表着不否定。我不喜歡勸導別人，不想否定別人的感受和想法，也沒能力為別人做什麼。對當下的我來說，看到和聽到別人生活的哪怕模糊一角也是很珍貴的，我想擁有傾聽和接納的能力。

從發帖開始，平均每天會有一個人來加我微信，也有人覺得我這個行為聽起來不太好，因為我是女生，會給人「很easy」的感覺。但我本人是平權支持者，做這件事給我最大的益處就是，它再一次堅定了我不該拿自己的性別當藉口和理由的想法。

第一個「委託單」是2020年12月21日，我給它起名「剛到杭州，不知道怎麼打開這個城市」。委託人來杭州待兩天，青旅老闆推薦他上豆瓣同城看看，於是他找到了我，想讓我陪他去吳山城隍閣。

一路上80%的時間都是他在說話，我聽着，也不太提問。委託人比我年長十幾歲，平時工作很忙，他給我講了很多他的故事，也向我侃侃而談他最喜歡的物理，從小孔成像講到量子物理的一點皮毛。

有那麼3到5分鐘，我感受到了一種只屬於陌生人之間的浪漫。告別之後，我們彼此也沒有再聯繫了，就安靜地躺在朋友列表里。

第二個「委託單」是2天後，委託人想約人喝咖啡聊聊天。對方問了我很多類似「現在年輕人的想法是什麼」這類問題，還問我想「出租自己」的原因。

對方說，什麼都不做，可能給不到委託人什麼。後來我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時間是我最寶貴的東西，我願意拿出其中一部分，和恰有此需的人待在一起。

在那之後，我還陸續見過來南方看一看的北方人和想要教人打英雄聯盟的委託人。再之後，我離開杭州回到老家，也就沒有再繼續了。

一是覺得沒辦法和家人解釋這件事，但事實上，我會把自己的行蹤告訴朋友，也一定會在白天約在人多的地方，地點和時間段都是明確的。二是我原本期待比較有意思的委託單，但做到後面覺得自己有點像蹭飯的。

「為什麼有人需要『租』別人？很多人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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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京3年多，通過「租」別人，我獲得過一次短暫的情緒補給。離開北京之前，我在豆瓣上發了一個「出租自己」的帖子，更多是抱着「報恩」的心情。因為通過「出租」得到過安慰，也想去安慰有需要的人。

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有點討好型人格，算是避免受傷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事實上，我也不太能接受親密關係，一個人生活太久了，從16歲高中住校到現在26歲，受不了什麼事都要分享。沒什麼可傾訴的，有啥事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在北京的這3年多時間，我一個人跑過很多次醫院，小到一個人去輸液，大到一個人做肝臟檢查、胃鏡、B超、上手術台。我身子骨不太好，再加上加班多、熬夜、三餐不規律，總生病。

一個人去醫院這件事，沒怎麼困擾過我。高中住校的時候，我腳受了傷，走不了路，沒人陪我去醫院。爸媽不在身邊，同寢室的合夥排擠我。從那時候開始，我有一種定勢思維：有問題就解決問題，不要有情緒。現在的問題是我生病了，解決方法就是找醫生。

事實上，我可能還沒有自己想象的堅強。有一天， 我去看神經內科，醫院候診長椅的對面坐了一對兄妹和他們的媽媽。小姑娘生病了，一直在哭，可能是自責，也可能是害怕。哥哥就一直握着她的手，也不說話，等她哭得差不多了，把她攬到懷裡。

後來，小姑娘進去看醫生，跟哥哥說了句「你別進來」，哥哥就一直在外面等着，沒玩手機，也沒有焦灼的情緒，就安靜地等着。診室的門剛開了個小縫，哥哥就立刻站起來，拉着妹妹的手，把她輕輕拽出來，給她披上衣服，說「沒事，咱們會好的，先回家」，然後拉着她往外走。

就是那個畫面，讓我莫名覺得難過，從來沒有人陪我去過醫院，從來沒有人在診室門口等過我。

第二天，我想到自己無意在豆瓣上看到過一個「出租自己」的帖子，就試着聯繫對方，說我之後要去醫院拿藥，不會花很久，半小時左右，問對方能不能陪我去，事後請她吃飯。那會兒在疫情期間，一般人可能對醫院還比較牴觸，我又說了句「不願意來也沒關係」。

很感謝她來了。等我到醫院的時候，她就在門口等我，一個書卷氣很重的女生。然後她陪我進去，排隊、拿藥，全程也沒怎麼聊天。出了醫院大門，她還說了句「我以為你藥很多，要抱着走的那種，所以『租』我來幫忙」。我說不是。

經歷過有人陪，之後再去醫院，感覺很痛苦，因為有過體會和記憶。但我不會再「租」人陪我去醫院了，至少接下來的3年不會。隨着年齡的增長，對抗孤獨的能力也需要有長進。這是必修課，因為我沒那麼容易相信別人。

讀高中的時候，同寢室的家境都很好，AJ隨便穿的那種，我家境沒那麼好，她們就合起伙欺負我。從那之後，我很難相信同學會變成朋友。小學三年級的樣子，班裡的一個男生總欺負我，我去找老師，老師說：「為什麼他只打你不打別人？考慮下自己的問題。」然後我知道，老師也不可信。

我爸媽屬於一輩子按部就班很順的那種，順利讀書、考公務員、結婚、生下我。我知道他們愛我，但面對我漂泊在外，這份愛起不到什麼作用，不能解決我當下的問題，我有事也就不跟他們說了。

相比起「朋友」「家人」這些概念，面對陌生人，我的傾訴欲可能會稍微強一點，起碼我能保證陌生人不會傷害我，不會進入到我的圈子。如果有一天，一個人給我買了我喜歡的草莓，我會毛骨悚然。第一反應肯定是：他是怎麼知道的？然後會害怕：他在想什麼？是不是要傷害我？

離開北京之前，我在豆瓣上發了一個「出租自己」的帖子。上面寫得很清楚，如果對方要一個人去醫院、搬家，或者需要去接人，但沒辦法跟公司請假，我可以幫忙，只需要給我點吃的就行。不是蹭飯，只是想確定自己的善意和付出不會被當作「廉價」。

但是說實話，那一次的體驗不是很好。先是有一些私信問我是不是覺得無聊了，還有人問要不要一起喝酒。這樣的私信有20多個。有一次，我答應了一個女生當面聊聊天，那是唯一的一次「出租」。

在我的想象中，這個女生應該和我很像，一個人在北京漂着，覺得孤獨，想和陌生人敞開心扉。實際上不是，她只是無聊，想象我是一個想出去玩但不願意花錢的人。之後，我自己結了酒錢，回家了。

通過「租」別人和短暫的「出租」自己，我理解大家都挺孤獨的。社會發展節奏太快，人在其中所需要的情感補給是空缺的。「出租」有點扮演心理諮詢的角色，或者說是心理諮詢的緩衝。大家需要情感補給，但可選擇的路徑太少了。

「不在同一個圈子，有些話說出來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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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當一個人需要通過「出租」別人來消解負面情緒，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在這個社會，情感的獲取已經變得越來越奢侈。

從2017年到2020年，我把自己「租」給過40多個人。他們都是上班族，但身份差異很大，有律師、公司高管、國企員工，也有編劇、音樂人、青旅老闆。

作為一個和他們所在的圈子沒有任何關聯的人，我扮演着「樹洞」的角色。對他們來說，有些話向我袒露，很安全，沒什麼利害關係。在我面前，他們更像是剝離了社會屬性和經濟屬性的個體，能展現自己有欲望，或者空洞的一面。或許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2017年，我還在讀大三。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處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抑鬱狀態下，有時候會覺得一切都很糟糕，有時候又會陷入自責。那時候，我日常出行需要換乘地鐵2號線，要經過一段步行台階。從下往上走的時候，抬頭看，密密麻麻的人頭像一群蠕動的蟲子。大家彼此擁擠，又分明是陌生人。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知道陌生人在想什麼。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失語的瞬間，想從朋友那裡得到慰藉，對方未必有時間和心力，等朋友有時間，自己又失去了傾訴欲望。

在「出租自己」的介紹裡面，我寫了這麼一句話：陪你說你想說的話，陪你做你想做的事。在這之後，有不同的人找到我，有人想讓我陪着坐一趟公交，從東直門到動物園，有人想讓我陪她探索城市廢墟，有人讓我用照片記錄下她失戀的樣子，也有人單純想和陌生人聊聊天。

2018年夏天，有一個男孩找到我。我們約在咖啡館見面，一直聊天，聊到晚上8點。他說，那會兒，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人說話，但想從周圍的人裡面找到能坦誠交流的人，太難了。

我很明白這種失語的感受。在當下社會，很多人都處在一種失語的狀態下，尤其在職場，很難向身邊的人或者所在圈子裡的人輸出負面情緒。如果一定要輸出，就會變成那個低情商、不懂得為人處事的人。

聊天的時候，我一般都只是靜靜地聽。一方面，我不是心理醫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我沒必要給人指路，畢竟我才二十出頭，自己都沒活明白。另一方面，事實上，大多數人向我傾訴的時候，已經在跟自己和解了。

在「出租」自己的3年裡，我去過很多城市，像是「流動」的自己。對於我來說，「出租」自己，是在通過陌生人的眼來探索外部環境和內心世界。

2018年的時候，我做過一場展覽。在展覽現場，有一個「秘密試管」的藝術裝置，來的人取走別人的一個秘密，留下自己的一個秘密。我發現，大家寫下的內容，大多跟欲望和內心的陰暗面有關。這些話題，也是我「出租」自己的時候最常聽到的內容。

有時候我在想，當下這個社會，大家可能都不太能正視，或接受人性的複雜，但作為一個出租體本身，更多是陪伴、記錄和共情。

（編輯：戚夢穎 校對：顏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