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開三輪車帶倆女兒流浪：拒絕他人幫助，有50個相親對象

余曉芳帶着兩個女兒在街頭，引路人圍觀

那輛三輪車就像一個綠色的鐵皮盒。它會突然出現在城市中某個繁華角落，等待並接受着人們的圍觀與「救助」，然後消失不見，直到某一天，又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掌控着「鐵皮盒」的，是一個叫余曉芳的女人。沒人知道她真正的目的地是哪裡，唯一確定的是，從選擇流浪的那一刻起，她和在「鐵皮盒」出生、長大的兩個女兒的命運，就始終和陌生人相關。圍觀中的打量、猜測和質疑當然存在，但最後，她們總會無一例外地收穫陌生人的關切和饋贈。

作為一個施與被施的故事，到此就該稀鬆平常地結束了。 但當有人對這兩個「衣不蔽體」、「失語」的孩子產生道德或是情感上的牽動，並試圖進一步將她們從「鐵皮盒」里拉回到正常生活中時，他們卻發現，「鐵皮盒」開始關閉，它的主人帶着它又一次消失了。

移動的「鐵皮盒」

一

這裡是珠江東岸住宅區，也是廣州塔的「後花園」。 2020年8月一個尋常的周五，一個31歲的女人選擇來到這裡。

她駕着一輛機動三輪車，車後的鐵皮車廂是定製款，長2米，寬1.5米，右側一整面掀開，能看到車廂內的全部景象：三分之一的空間被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擠占，塞着衣服、被子、尿不濕和米麵糧油，還有一個12L的塑料水瓶，緊靠着電磁爐和發電機。

車頭單槓掛着一個紅花搪瓷尿罐，頂上扣着的嬰兒車和兒童浴盆，隨着車晃動，叮噹當作響，向外宣示着車上生活的還是幼齒小兒。

從出生到現在，小女兒已經在車上過活了八個月。她小名叫嘟嘟，平時能吃能睡， 三輪車的空間關不住她。 娃娃肥胖的短肢極其靈活地四處爬行，碰壁了就轉換方向——「撲通」，她從母親頭頂的空隙一鑽，掉到地上。

余曉芳被哭聲吵醒，一個反手把她從地上拎回車廂。

不遠處獨自玩耍的六歲女孩是姐姐。她頭髮亂蓬蓬地打着結，發量稀疏，下體赤裸，只套件發緊的洋紅色T恤，在日頭下光腳打轉。

沒過多久，車上的女嬰又繞過母親的遮擋，爬到駕駛座，撞開了沒鎖的車門。她像個小西瓜滾下車，腦袋咚地撞地，炸開一聲嚎哭。

「我叫余曉芳，嘟嘟的爸爸不見了，我要找到他。」

余曉芳通常以這句話開啟自己的一天。

「你報警了嗎？」

「走到哪裡都會報警，警察回復只靠身份證查不到他最近一年的行蹤。」

「家是哪裡？父母呢？不幫你嗎？」

「江西。我早跟他們斷絕關係了。」

「這樣帶着孩子生活在車上也不是辦法。她們太苦了。」

「我知道。我不會一直過這種生活。再找一個月，就找份工作讓老大上學。」

三兩個人走到車跟前，打聽余曉芳的需求，戳戳嘟嘟的小肚子，嘟嘟見到人就咯咯發笑，格外惹人喜歡。

身穿碎花裙的年輕媽媽看不得這個，轉身上樓，帶着原本給自己兒子準備的沒拆封的奶粉和尿不濕，把它們統統堆到車廂。

頭髮花白的遛狗老人路過，從口袋裡掏出五十塊錢送到余曉芳手裡，牽着的那隻秋田犬對着大女兒赤裸的腳丫嗅了又嗅。

一對租住在對面樓上的烏克蘭夫妻走過來，丈夫從錢包里抽出兩張紅色人民幣，塞到三輪車蓆子下，並將這一刻記錄在iPad里——

「I』ll show this to my friends. I see Chinese people are helping each other.」（我要把這個給我的朋友們看。我看到中國人在相互幫助。）

也有其他的聲音。保安告訴余曉芳，再往地上亂扔果皮垃圾就只能請她們離開。

一個女人，在路對面抱臂觀察許久，突然走過來對着捐贈東西的人怒目：「這樣有用嗎！你們覺得這樣有用嗎？」之後扭頭走開。

二

不管跑多遠，那個叫帆帆的大女兒總能被車上一根無形的線拉扯着，最終回到「鐵皮盒」的家。

從街這頭跑到對面那頭，她把自己逗出一串大笑，笑到打嗝，笑到咳嗽——

「別笑了！跟傻子一樣，醜死了。」余曉芳不喜歡這個笑聲。

這是她冒着單身生育罰款的風險生下的女娃，和嘟嘟同母異父，父親依舊不詳。

有時候她會跟我說起帆帆的父親是相親認識的網友，有時候又說是分手後消失了的男友。唯一不變的是她說起這個男人時滿意的神情——生孩子，一定要挑個顏值不錯的男人。帥男人基因好，懂嗎？你看他的孩子就長得很不錯。

除了長相不錯，她看不太到這個孩子身上還有什麼優點。帆帆掠過車廂，胳膊肘無意將熱水壺碰翻在蓆子上，余曉芳一腳跳下車，用江西話朝她大喊：「就是個禍害！禍害啊！」

騎車載着小孫子的阿婆路過，注意到了這個跟孫子年齡相仿的半裸女孩。

「你好小姑娘。」

「嗚啦啦啊！」帆帆回應道。很快，阿婆意識到，眼前的女孩竟然不會講話。

「跟我一起說，這是褲子。褲子。褲子。你要穿褲子。女孩都要穿褲子。」

「阿依啦啦哇哇啊。」帆帆對她「說」。

「拜拜，你說，拜——拜。」阿婆邊說邊揮手，試圖用動作加深她對詞語的理解。

「bie——」在重複了幾十遍之後，女孩終於開始發出類似的聲音。

「對了寶貝！拜拜，拜拜，是拜——拜！」

最終，帆帆學會了一邊揮手一邊「拜拜」。阿婆對着眼前揮手的女孩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她找到余曉芳，告訴她，她的大女兒學會了說「拜拜」。

「為什麼她不會說話呢？」

「我不知道。可能她太笨了。她從小就不愛講話。」余曉芳撇撇嘴。

「給她找件褲子穿上吧！小女孩光着屁股像什麼樣子！」

路過的阿婆教帆帆說「拜拜」

天黑下來， 帆帆從當 天收穫的食物堆里撿起一包棉花糖，遞到母親面前，發出「哼哼」的聲音。 余曉芳把包裝撕開，袋子丟到她懷裡。 熟練的投餵是一天中母女少有的互動時刻 。

塔下觀光的遊客舉目遠眺，將攝像頭對準珠江夜行的遊船，或是陪襯以黃色柔光的高樓。

余曉芳的焦點與他們不同。她注視着車子對面的下水道，大叫一聲：

「快看！老鼠！住在下水道里的老鼠。真搞笑。老鼠都有家。」

「我如果也能有個家就好了。」

母女三人坐在地上吃路人送的快餐

三

搬進出租屋，余曉芳立刻給楊蓉發了條微信，「這個房子有點小，放不下一個寫字檯。」

2020年8月下旬，楊蓉像往常一樣經過珠江新城地鐵站，一眼看到了那個在地鐵口爬行的小娃娃。

「好想有個家。」余曉芳在人前說。

得為她重建一個「家」。楊蓉想。

回到家，跟愛人王永傑商量過後，楊蓉為余曉芳在朋友圈發起了租房眾籌——有了遮風擋雨的住處，孩子們才能上學，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

余曉芳接受了他們的安排。在她的判斷里，楊蓉是「做美容整形的一個女的，看朋友圈特別有錢」。

籌款結束後，楊蓉最終租到嘉禾望崗的一間二十平米的自建房，為余曉芳付好了三個月的房租。房間裡一張1.5米寬的木板床占據了她和孩子大部分的活動場所，與在車上的生活相比，多了一個洗手台和一間廁所。

三人的出租屋在城中村一角

嘉禾望崗位於廣州郊區，入夜以後，便民車跟「摩的」貼身疾行，三人一排的座位總是擠着五個人。司機使勁按着喇叭，催促上車的乘客掃碼繳費。路邊攤擠占着本就不寬的樓間道路，烤生蚝的汁液滋滋作響，濺到過路的行人的身上，味道隨之充滿村中各個角落。

「這裡的人都很兇，沒有素質。」她懷念市中心友善的白領、寶媽和安靜的社區。

很快，她便向楊蓉傾訴這裡天氣太熱、蚊子太多，房間裡還缺少風扇和衣架。楊蓉在幾天後採購了生活物資去看她，發現「家裡像垃圾堆一樣」，衣服在地上堆做一團，中間擠着尿盆，床上滾着幾個半腐爛的蘋果，嘟嘟撿起來，本能地塞到嘴巴里。

為什麼不收拾房間？她責問余曉芳。對方回她，看孩子太累了，沒有時間整理。

過了幾天，余曉芳又告訴楊蓉，自己需要一台筆記本電腦，為帆帆學習用。楊蓉猶豫再三，還是把家裡一台聯想筆記本電腦拿了出來。她一會兒體諒她，單身母親帶着兩個孩子的不易，「救急不救窮嘛」。一會兒又反感她，「一味索取，連句謝謝都沒有。」

余曉芳偶爾也會心血來潮地想想未來：

「撿廢品太賺了。我也想過撿廢品。看見那個老太太了嗎？附近的廢品都是她收的，我沒法再跟她搶這個地盤。」

「擺攤也不錯。我喜歡吃玉米，那我就去賣玉米，一天賣上兩百根應該沒問題。但帆帆得先去上學我才有時間擺攤呀。」

「反正我不能去工廠！重複勞動一天枯燥得讓人想死，何況我還要帶寶寶。」

設想被她一個個推翻。

王永傑跟妻子楊蓉為余曉芳的事吵了架。

「怎麼對待孩子那是她自己的事。她就算把孩子賣了，和你有關係嗎？」王永傑說。

楊蓉說不清楚。她回憶自己初來廣州創業，住的房子比余曉芳現在的出租屋還要簡陋。女人少婦，來到她這裡「千錘百鍊」地變美，或因為生活，或因為工作。時代助推再加上個人努力，她創業成功，變成了有專人拎包的總經理。為了給余曉芳找合適的房子——最好離幼兒園近一些，還要方便余曉芳的三輪車停靠，楊蓉在城中村腳踩高跟鞋，冒着太陽找了七八家出租屋，最終才敲定這一家。

四

這是帆帆面試的第四家幼兒園。

「你叫什麼名字？」

沉默。幼兒園老師拉住帆帆的手，「你，名字，你的名字叫什麼？」

帆帆不斷退後，試圖甩開老師的手，嘴裡嘟噥着模糊的「媽，媽媽」，看向窗外尋找余曉芳的身影。

在場的老師搖搖頭，如果不能有基本的溝通能力，是不能入園的。

多次被拒後，我隨她們來到一家離家較遠的私立幼兒園。

「如果寶寶沒有受過普通話訓練的話，老師會多花些時間教她。」園長彭佳妍向余曉芳保證。

走了長時間的路，余曉芳有些疲憊，她只想儘快把這事搞定。園長說需要交戶口本登記，她攤手，「戶口本在我前夫那裡。為了不跟我離婚，他把戶口本扣下了。」

她的確有過一個丈夫。帆帆即將出生前，為了逃避那筆單身生育罰款，她找到了與她同村的初中同學。這男人缺個老婆，她的結婚證上缺個男人。婚後不久，她又帶着帆帆離開家鄉，回歸了流浪生活。

彭佳妍只以為余曉芳是「帶孩子從婚姻中出逃的女人」。她為余曉芳放寬限制，願意等她下學期拿到原件再登記。

老師給帆帆套上黃色的校服上衣，帆帆表現得安靜，順從，好奇地打量着幼兒園裡的一切

入園第一天，在教室里，這個六歲的女孩又脫掉了褲子，光着腳到處亂跑——帆帆的班主任多次向彭佳妍反映這個新生管教困難。

帆帆並不知道廁所和衣服意味着什麼，街頭長大的她，想要排泄就直接蹲下，任何褲子形式的存在對她來說都是種負擔。

她尚未學會如何與人表達親近。男同學睡着，她猛地把頭撞在那個蓋着被子的小身軀上，對着他露齒嬉笑。

「班裡是不是來了個不正常的小孩？」消息傳開，最終有家長找上幼兒園。

彭佳妍意識到這個女孩的教育遠沒有當初想的那樣簡單。她找余曉芳談心，希望她能每天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先教孩子一些基本的普通話。

余曉芳乾脆如實告訴她，自己在家不怎麼跟帆帆講話。

「如果孩子覺得餓了想吃飯怎麼辦呢？」

「也沒餓着她，該吃飯就吃啊。」

入園的第四天，帆帆在老師的訓練下，學會了吃完飯將餐具歸還給老師。上廁所的時候，被老師帶領到廁所後，她也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樣蹲下如廁。

放學後，班主任激動地把帆帆的進步告訴余曉芳。她試圖讓這位家長重建對孩子的信心——只要多加訓練，帆帆回到正常孩子的行列，是完全有可能的。

入園第五天，余曉芳突然給彭佳妍發微信，「我這個孩子連筆都沒有學會拿，你們這個學校有用嗎？根本學不到東西。」同樣的話也多次發給了我和楊蓉，她想給帆帆退園。我試圖暗示余曉芳，如果孩子一直不會說話，不上學，長大了怎麼工作，又如何養活自己？

她立刻回復我，「不會沒有工作的！可以跟我一起賣廢品，再不濟可以給人代孕。」

入園第六天，余曉芳要求幼兒園退費。她對我說，幼兒園想騙她的錢，於是她決定讓帆帆退學，自己教。

余曉芳帶着帆帆退園

「就像她（余曉芳）害怕孩子會變好，拒絕讓她長大一樣。」

相識一周的時間，彭佳妍為這個六歲女童與自己短暫的交匯感到遺憾。後來，她聽同事說有天在街頭偶遇了這一家人，她們又重新回到了三輪車上，那個叫帆帆的女孩正坐在車內發呆。彭佳妍更關心的，是帆帆「後來有沒有再上學」？

退學一個月後，她的書包被侷促地夾在車廂的米麵袋中間。唯一被她捧在手裡的，是一支尚新的藍色鉛筆盒，裡面一排排鉛筆列隊似的排得整整齊齊，她每天「檢閱」躺在盒子裡的這些寶貝，珍惜着它們——即便這些筆或將永遠躺在這裡，失去原本的功用。

五

黃埔大道正在沿着地鐵站建設新的大樓。白天，推土機和鏟車來往穿梭，到了夜晚，疲憊的建設工人陸續從裡面爬出來，終於等來了休息的時間。

這是一批被工程隊僱傭的散工，王元浩便是其中一員。今年他已經五十歲了，還仍然是光棍一條。八歲時他被母親拋棄，他變成了貴州一帶的流浪兒，剛成年就因為販毒吃了二十幾年的牢飯。獄中勞改，他被落下來的山石砸了腿，走起路來一瘸一拐。

晚上，王元浩和代班的工友一起吃館子，臨走前，他吆喝老闆娘再來三道小菜和兩碗湯，打包帶走。他拎着打包的晚餐來到公園，為了給三輪車上的母女送飯。

王元浩跟余曉芳聊自己之前坐牢的故事，她聊自己的婚戀往事。接着，他勤快地回到工地打了一桶熱水，希望余曉芳給嘟嘟洗個熱水澡，勸她給帆帆穿個衣服。

「你看看你，都沒有爸爸呀。」給帆帆換衣服時，余曉芳嗔怪地對她說出這句話。帆帆不解，黑亮的小眼睛直勾勾盯着今日格外溫柔的母親。

晚上，三人在車上點了盞檯燈

回到工地，王元浩懇求老闆給余曉芳找份差事。老闆體諒她帶着兩個孩子，答應王元浩可以帶她來工地掃地，一月三千，包住管飯。

第二天，他告訴余曉芳這個工作機會，被拒絕。他提出帶她們去吃早餐，余曉芳也拒絕了，讓他直接在微信轉賬。

「我要去相親網上找有錢的老公了。」余曉芳告訴他，自己有更大的計劃。

「就你喲，跟個豬頭一樣，還有錢的老公？」

王元浩決定不再花精力理會她，只在後幾天悄悄記掛兩個孩子。「我也曾經是流浪小孩嘛。」

他見過一些女孩。剛流浪的時候，一些十二三歲的小女孩跟他一起從收容所出來，在稻草房擠着過冬。年紀大的流浪漢，晚上起身貼到女孩們的身上，隨之傳來一陣陣撕扯和叫喊聲。

後來因為販毒賺了大錢，回到老家便有一個貴州女孩，被家裡人送到他的土胚房給他做老婆。直到他被抓。

「我就算打一輩子光棍，也不會娶（余曉芳）這種女人。」

他把煙一扔，用腳在煙蒂上磨搓，打開手機，在微信上拉黑了一個頭像，扭頭朝工地走去。

六

除了現實中的王元浩，余曉芳手機里有至少三個相親群，微信里有至少五十個被她列入相親對象的男人。

這些相親對象是余曉芳在街頭求助之外的另一重選擇。她總在想，或許有天有個真命王老五，能把自己帶離這種乞討的生活？

眼前能領到他們發來的一些幾十、幾百塊紅包也不錯。晚上有男人打微信視頻過來，他們或是「遠在索馬里服兵役」，或是「失去了雙腿但有兩套房產」。

她的生存之道從來不是委曲求全。興致高時，她會承認，嘟嘟的生父並非失蹤，而是她主動拋棄了他——一個流浪漢好吃懶做還要用她的錢，她覺得吃虧極了，必須扔下他。

「找不到合適的傘，寧可淋雨。」余曉芳在微信簽名打下這行字。

她並非完全不在意形象。形象決定了她在相親市場中的價值，百無聊賴，她對着後視鏡拿着各種渠道搞來的口紅試色，好看的就去淘寶搜一搜同款，找便宜的下單。提起楊蓉，這個已經在她生命中差不多消失的過客，她還會記得這個人的醫美職業——因為自己也做過隆鼻。

「這鼻子花了兩萬塊。塌鼻樑克夫，不隆鼻沒人娶我。」

停在路邊的「鐵皮盒」

車上的母親大部分時間在網聊或者玩「消消樂」，車下帆帆學着自己照顧自己。一個鉛筆盒、一個化妝袋，她緊緊攥着這些得來的小玩意，不願分享給別人。嘟嘟愛學人，看到姐姐的玩具，也一定要抓一抓。

帆帆不懂為什麼這個小東西總要奪走她的玩具，便抓着鉛筆盒不放，二人同時放聲大哭。專心「消消樂」的余曉芳顧不得回應，只得一把奪過帆帆的鉛筆盒，塞到嘟嘟手裡，制止這場哭聲。

「這個世界不會因為你哭就對你格外寬容知道嗎？」她對帆帆說，又好像在自言自語。

失去了鉛筆盒的帆帆，默默走到車軲轆附近撒了泡尿。嘟嘟也迅速地爬向姐姐，肚皮被尿液浸濕。

小解結束後，帆帆使勁在襠部撓抓。不衛生的環境讓她經常發癢，不穿內褲直接套褲子更加劇了這種症狀。屁股癢的同時，她長了針眼的眼睛也突然開始刺癢起來。

「後天性失語」不僅讓她過去的經歷永遠沉寂，無法被打撈，也讓她失去了連接世界、消解恐懼的出口。因為一次肉絲塞到牙縫裡怎麼都摳不出來的經歷——她見到肉便敬而遠之，再也沒吃過。

然而這一次，身體的不適還是超出了她的理解和承受範圍。她開始無助地哭喊起來。

帆帆哭着爬上了車，爬到母親身邊，不斷扭動着身體，用屁股蹭着床墊，手蹭着眼睛，這哭聲很快變成悽厲的尖叫，和她母親手機里傳來的「消消樂」的聲音融為一體。

二十分鐘後，她哭累了，迷迷糊糊中又摸了幾下眼睛，便一頭倒在車裡堆積的碎布衫中，沉沉睡去。

七

「我也沒想到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我生她那時候才初為人母嘛。現在又成人母的時候，肯定又不一樣了。」 余曉芳偶爾也會解釋起帆帆沒有社會能力的原因。

她也會說起自己在江西宜春隍城鎮一個小村莊的成長經歷，講述那些難以求證真偽的「原生之罪」——

你知道江西嗎？我家是開養牛棚的，大部分時間住在郊區養牛棚里。我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弟弟是個聾啞人。他都殘廢了我媽還是對他格外親，格外好。

我從小就是他的玩具，他取樂的方式特別變態，就是打我。我當然不能任他打啊，我就打回他，我就反抗。然後他就哭，把我媽引過來，我媽就會拿藤條鞭子抽我。

她一抽我，我弟就開心了，不哭了，笑得特別燦爛。我媽還會讓我來安慰他，摸他頭，甚至讓我舔掉我弟弟臉上的眼淚。

她讓我像一個媽一樣去愛我的弟弟。淚水在他臉上，她讓我吃下去。我真的很噁心。我就給他一巴掌，我去你媽X的噁心死了。

我覺得我父母不配為人。他們尊重我弟弟，不尊重我。我曾經無數次跟他們溝通，每天都哭，活在一種要自殺的狀態下。我似乎從出生開始就在做這種事情，一直做到十六歲。

如果不是我父母不負責任的話，我不會渴望這個世界來拯救我。我不能夠自力更生，不懂得生活，單憑我自己的本事去撿廢品，一年攢不到五百塊錢。

乞丐只是別的人留下的後路罷了，不至於這個世界有人餓死。如果有人餓死這是個什麼世界？一條後路都不留給別人。於是我就來做乞丐。

至於生孩子，我生她們是為了養老，而且我沒有朋友。我找不到朋友，我覺得我應該生個孩子才行。

2019年底，剛生完嘟嘟一個月，在車上坐月子的余曉芳被安徽當地記者發現，她的三輪車生活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

電視新聞曝光後，村委會不得不親自到她家調解，勸說父母把在外流浪的她接回家。

小女兒的戶口問題如何解決，余曉芳的那段婚姻是結束還是存續，沒人能給出確切的回覆，推動這件事情的一點點進展——記者給她結婚證上的男人致電，但對方電話一直「正在通話中」。

在那條早間電視新聞里，鄉野搖晃的野草和楊樹對着鏡頭招手。從余曉芳家裡的牛棚看出去，一條通向村裡的土路望不到頭。

余曉芳的母親否認了虐待。從16歲起，余曉芳便輟學跟隨其夫妻二人到佛山工廠打工。打工期間，余曉芳開始頻繁出走。這種出走一直持續到跟初中同學結婚後。

母親在鏡頭前保證，可以幫女兒養她生下的兩個女兒。

「我願意幫她帶孩子，謝謝政府，幫助一點就好了。」

鏡頭前頭戴一頂紅色毛絨帽，揣着手略顯拘束的老太，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臉上浮現了一絲笑容。

余曉芳的生活沒有像報道中期許的那樣發展。全國疫情解封後的第一天，余曉芳就帶着兩個孩子，離開了老家，朝着廣州，她最喜歡的南粵城市，一路南下。

八

余曉芳一家三口所到之處常有群眾報警，警察來了她便訴說自己的困難，熟練地被他們登記在案。

她自知不講衛生，但所到之處還是扔滿了垃圾和孩子們已經染上污垢的衣服——反正日後還會收到源源不斷的贈與衣服。城管來了她駕車而逃，逃不動，便拿起掃帚在注視下把垃圾打掃乾淨，直至他們無奈離開。

江西救助站站長說她是常救對象，廣州社區志願者評價她「一句話十有八九是誇大」。與這些人打交道時，余曉芳始終保持着求助距離——平時儘量避免與他們打照面，只有需要社工幫忙買回鄉的火車票或者換一床過冬的棉被時，她才會主動扣門，讓他們找到她。

冬天，為了乞討方便，余曉芳不再開着車四處走，而是把車停到地道橋下面，帶着兩個女兒走上街頭。她鋪一張棉被在街邊，又蓋一層在身上，以地為床。兩個女孩的臉頰被冷風吹硬，紅血絲藏在被塵泥包了漿的小臉下面。她們生了凍瘡。

白色塑料盒放在被子前面，裡面零散放着幾張一元、五元的鈔票，和一張收款二維碼。盒子下面壓着一張A4紙，上面寫着兩個大字：「求助」。

為了方便乞討，余曉芳帶着孩子睡在街頭

「你以後不要來找我了，現在我要專心賺錢，攢點回家的路費。」余曉芳要求我減少跟訪的次數。相處四個月之久，她不斷向我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也感受到我對她不夠信任。

「為什麼會覺得我不相信你？」我問她。

「你覺得我在外面乞討是錯的。」

2020年底，社工何世鈞在廣州火車站發現了她們母女三人。

在他的救助生涯中，曾見過把嬰兒從精神分裂症母親身邊送到福利院的案例。此刻，拋去職業素養，他倒希望余曉芳得個什麼病，這樣社工就有正當理由把孩子從她身邊領走。

「她沒什麼可以控制的，只能通過控制孩子來控制社會。」

他們想過很多方案。比如試圖尋找基金會負擔帆帆就讀特殊學校，或是勸說余曉芳將孩子送養。但余曉芳不斷變化着流浪地點，短期救助無法對她進行長期跟蹤。救助方也難以信任她——就算是基金會，也擔心她們是個無底洞。況且，讓孩子離開母親，找到生父或者第二監護人，這一切就會好起來嗎？沒人敢做保證。

最後，社工何世鈞只能在火車站附近找一家賓館，帶餘曉芳和孩子們進去住一晚，躲避即將到來的寒潮。

2018年，四歲的帆帆坐在街頭（圖片由社工提供）

2021年1月，余曉芳在街頭凍感冒，嘟嘟得了中耳炎，她主動找到了附近的社工，被帶到最近的婦幼醫院住院吊水。醫院為她們安排了靠近廁所的隔間，一日三餐免費供應。

護士一遍遍把針頭扎到嘟嘟黑乎乎的小腳背上。在街頭長大的第一年，也是她來到世界的第一個年頭。她變得不再像夏天那樣見人就笑，把手伸到她眼前搖晃時，眼睛也不再好奇地追着跑。

帆帆的嘴唇裂成了四瓣。她在媽媽和妹妹的病床前垂着腦袋，眼皮耷拉着，顯得沒有精神。測量體溫後，醫生發現帆帆在發燒。她們提出帆帆需要掛號抽血才能拿藥。余曉芳抬頭四顧，想到周六的晚上，社工不上班。

「社工不在誰帶她去掛號？誰來報銷？醫院掛號抽血化驗都是為了騙人錢。我沒有錢。」

九

「我現在不賺錢了，在干別的事情。」

五個月後，我突然收到了余曉芳開車趕往北京的消息。她告訴我，她要來北京相親了。

她與賀延慶在相親群里認識，不止一次收到他超過一千元的紅包，她斷定這是個來自北京的有錢人。

這個「有錢人」滿足了她很多幻想——因患小兒麻痹症身體殘疾，家裡人不需要四十歲的他傳宗接代；他承諾跟她結婚，孩子們也會有北京戶口；賀延慶的父親前幾個月剛去世，如果有一天母親也去世，她或許還能占有一份房產。

余曉芳不知道「京戶」對她們母女三人的具體概念。她只能猜測，或許有更多的補助款，更便利的醫保，還有永遠留在大都市的生活，不用再像在廣州那樣，欲望被無限放大，她卻只能反問「世界上有錢人那麼多，為什麼不能分我一個？」

在余曉芳連夜趕往賀延慶家的路上，我見到了余曉芳和兩個孩子。

時隔半年，帆帆長高了一頭，已經七歲了，到了義務教育的年齡。常常梳不開的打結長發被剪去，她的褲子還是褪到屁股以下，走起路來因為褲腰勒在大腿間，像個搖搖擺擺的企鵝。

她的身體在「長大」，但思想和意識還與最初我認識她時無異，甚至更陌生，她不再試圖與人親近。

「會好起來的。等孩子大點她就會知道自己不正常。」余曉芳說。

嘟嘟已經學會了走路。一隻狗經過，她會跟着走；有人拿着零食走過，她也會被吸引過去，跑到馬路中間，引發車流堵塞，又被路人抱回。嘟嘟現在一歲零八個月，楊蓉家的小女兒與她相差一周，已經能通過說話來表達需求，但眼前的嘟嘟仍舊無聲。

嘟嘟學會走路後，常走到路中間引發車流堵塞

午夜兩點，余曉芳根據手機導航到了賀延慶的家。村子被一片玉米地包圍，路燈昏暗。走到賀延慶家的平房院落，余曉芳看到客廳的大花被單和舊的家具物件——她已經確定自己不屬於，也不該屬於這裡。

「真垃圾。」「太偏僻了，落後。」「什麼都沒有。」

第二天，她問賀延慶，是不是像他說的那樣，成婚三年內能拿到北京戶口？得到的回答是，政策已經變了，現在得需要十年。

她的被欺騙感更重了。

賀家人也無意挽留她。養育過行動不便兒子的賀母怎麼也想不明白，怎麼會有人把自己的孩子養成這樣？「那麼大個女孩兒，就在這拉屎。」她指着茶几旁邊的垃圾桶，「不是正常孩子。誰敢要啊。」

當天下午，余曉芳便帶兩個女兒準備離開賀家。

「北京很殘酷。我相親很失敗。」

「你能不能幫我籌款讓帆帆上個學？這樣我就不用結婚了。」

她左手抱着嘟嘟，衣角被帆帆乖乖握住，向停在門口的三輪車走去。這突然讓我想起一年前幫她們搬到出租屋的那天，三人也是以同樣的姿態從車上下來，似乎像是要走向另一種生活。

但時間並不是凝固的。

夕陽下，那個叫帆帆的女孩正在脫離稚嫩，向上生長。而余曉芳懷抱的娃娃也不再是襁褓中的嬰兒。

余曉芳將鑰匙插進車頭，發動三輪車，朝着太陽落山的方向，駛過村口，越過公路兩旁的苞米地，頭也不回地向西駛去。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均為化名）

原標題 《被「豢養」的女兒，在「鐵皮盒」里長大｜深度人物》

來源：北京青年報·北青深一度 河南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