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掙扎的滿清，歷經數次變革，為何依舊無法挽回敗亡局面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雖然被滿清鎮壓下去，不過卻還是對清廷造成了衝擊。

滿清政府卻很快就汲取了英法聯軍之役（1858～1860）的失敗經驗，知道現代化勢在必行。1860年北京渝陷，清朝第二次為西方強權擊敗，英、法侵略者一炬，壯麗堂皇的圓明園化為灰燼。年輕的威豐皇帝逃亡熱河，有生之年再沒有回到北京。1861年威豐駕崩，大權掌握在其遣孀慈禧太后和皇弟恭親王奕欣手裡。奕欣主持中國新成立的第一個處理洋務的機關總理衙門。威豐的幼子繼位，成為同治皇帝，由慈禧和奕欣一起攝政。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中樞有恭親王，行省方面有開明的政治家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在他們的領導下，滿清政府設立了一系列西化教育和工業機構，以期「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用中國已領教過的船堅利炮的西洋科技來富國強兵，現在正是時候。

慈禧太后

這次科技改革，史稱同治中興，從同治皇帝1862年登基開始，延及光緒年間（1875～1908），直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爆發為止。在此期間，有少數的上層人士預見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也需要依照西方路線來大事整頓。這樣就進入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階段。這是具有現代思想的思想家馮桂芬在1860年提出的概念，後來由另一位思想家兼政治家張之洞在1898年為文重申。1864年鎮壓太平天國成功，強而有力地證明這個概念的正確性。剿滅太平軍這場准基督教革命的，正是由儒家士大夫率領、輔以西洋科技的湘軍和淮軍。

馮桂芬

因此，從1862年起，清廷在各港口和內陸城市建設現代的兵工廠、造船廠、機械廠、電報線、煤礦、鐵路、輪船公司和紗廠。最初，這些工廠企業全由政府經營管理，其後大多數都交由商人接辦，政府從旁監督。這樣的一個制度，稱為官督商辦，是中國工業化起始階段的特色，一直維持到1895年。

推行這些工業計劃的同時，清廷又開辦學習西洋科技的學校和有助於學習科技的西洋語言學校。有些學校是獨立的機構，例如北京的京師同文館；有些是工業機構的一部分，例如福州的船政學堂。

造船造炮

1872年出洋肆業局成立，派幼童去美國讀書，以求擴大接受西方教育的經驗。三年內遣送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讓他們完成由小學到大學的美式教育。接踵而來的還有數十名從各種西式學堂畢業的學生，也送到歐洲和美洲，繼續他們科技和語言的訓練。然而真正不幸的是，官督商辦制度實行三十多年後，竟沒有一個工廠企業能說是成功的。不管是新式學堂還是出洋肆業局，都沒有達到提倡者預期的結果。派往海外的學生，尚未學成就被召回國，然後如兩點落海那樣融入中國的腐敗官場中。他們的影響微乎其微，今天查閱他們紀錄的歷史學家，只能在學校名冊上找到這些人的名字造成同治中興失敗的一個明顯因素，是政府堅持把監管下的企業都辦成衙門。既為衙門，就成了這老舊腐敗的官僚系統之環，難逃與清廷一起衰亡的命運。官僚體制是大海，所有落進那裡的水都得變咸。如果同治朝的官僚體制能達到兩百年前的康熙年間（1662～1722）的效率，結果也許會很不一樣。

清末第一批留學生

清末工業化失敗的另一個主因，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特異性質。日本在明治時期有基礎良好而且流動性高的中產階級，印度在英國的統治下穩步吸納西法。相形之下，中國缺乏強大的中產階級，對西方經濟滲透的反應就顯得緩慢而笨拙。孫文稱十九世紀的天朝為次殖民地，因為中國受到列強的支配，卻沒有被一個強權完全控制，其軟弱無能招致門戶洞開，任人進出。列強謀求商業機會均等，保存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卻也免除了列強承擔幫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責任。例如英國在印度擁有唯一的治權，就負有這種責任。這種情況，使官督商辦工業化運動毫無成功的希望。

簽訂馬關條約

中國十九世紀末的工業化失敗，不幸正好遇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商業和海外殖民的迅速發展與擴張。中國的衰弱，鼓勵了外國利用固定關稅稅率來實行經濟侵蝕；反之亦然，因為經濟侵蝕又使中國更為衰弱。雖然在1895年後，官督商辦制度結束，沒有政府千預的自由企業得以出現。同年中國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給予外國投資者與中國人同樣的在中國設立工廠的權利，使缺乏經驗和資本的中國工業處於不利地位。它不僅要和無限量的進口商品競爭，還要和在華經營的更有經驗和資本更大的外國工業競爭。這種新情況，使中國在1840年代五口通商後崛起的城市資產階級不滿，全歸咎於滿清政府。

在工業化失敗令人憂慮不安之際，中國還要忍受戰敗的恥辱和不平等條約強加的劃地損失。邊疆割地數以千百里計，列強在中華大地劃分勢力範圍，並且在中國領土內大打國際戰爭，中國卻束手無策。

清末大量鴉片流入中國

外國經濟擴張導致外貿失衡，造成中國更深重的苦難。1876年以後，中國的進口總是超過出口。1905年，多股革命的力量在東京結盟，當時進口貨物總值為白銀四億四千七百一十萬七百九十一兩，是出口貨物總值二億二千七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七兩的雙倍。這顯然是特別不景氣的一年，但相似的走勢一直維持了三十多年。按照這等速度，僅是外貿一項，就可從財政上毀滅中國。與此同時，使肉體與道德淪喪的鴉片又大量入口。例如，1905年，有五萬一千八百九十石（約三千一百噸）外國鴉片進入中國。在晚清時期，鴉片買賣達到頂峰的那年（1888），　進口達到八萬二千六百一十二石（約五千噸）。在所有衰敗的標誌中，以中國成為煙鬼之國最為悲慘。

推行西式工業運動無助於解脫國家的困境，尤其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1894～1895）全軍覆沒後，愛國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中國不從基礎上全面重整政治和社會秩序，就不可能輕易探取西方的生產方式。由於這種覺悟，導致了以康有為為首的變法，即政治維新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