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爾論情境主義者

「來源: ｜實踐與文本 ID：marxismnju」

勒菲弗論情境主義者：一次訪談

克里斯汀·羅斯

瑪麗弗蘭斯·尼澤-桑格龍尼 記錄

科瑞斯汀·羅斯 譯

在介紹亨利·勒菲弗關於城市的最新作品時，責任編輯表示勒菲弗和情境主義者理念之間的關係值得深入研究。①於是隨後就有了勒菲弗回憶他與居伊·德波和情境主義國際這段幽默的對話。這次訪談，如果可以稱之為訪談的話，於1983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斯校區進行。當時勒菲弗正應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之邀，在該校區擔任訪問學者。那時我剛剛開始閱讀勒菲弗和情境主義者的作品，而對這些作品的研究催生了一部關於蘭波的著作，以及關於「日常生活」②的一期《耶魯法國研究》，該期刊物是他與愛麗絲·卡波蘭合作編輯的。從談話開始之初，當時已經80多歲的勒菲弗就對他所追求的方向有很明確的認識。

亨利·勒菲弗（以下簡稱ＨＬ）：你要問我關於情境主義者的問題嗎？關於這一點我有一些想說的東西……

克里斯汀·羅斯（以下簡稱ＫＲ）：好的，請說吧。

ＨＬ：關於情境主義者……這是一個很微妙的話題，也是我非常在意的話題。因為我很了解他們，所以經常被他們打動。我與他們是好朋友。我們的朋友關係從1957年維持到1961年或1962年，大概五年的時間。之後我們發生了爭吵，而且情況越來越糟，糟得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但是我可以描述給你聽。最後，我們的朋友關係就像是一個悲劇結尾的愛情故事，是個很大的悲劇。有很多愛情故事都是開頭很美好，結局很悲慘。我們的朋友關係就是其中一例。

我還記得，有一整個晚上我都在居伊·德波的住所和他聊天。當時他和米歇爾·伯恩斯坦一起，住在聖·馬丁街上一個類似於工作室的屋裡，離我的住處不遠。他的房間很黑，沒有燈，實在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地方。但是同時，那也是一個散發着思想和研究的力量與光芒的地方。

ＫＲ：他們沒有錢嗎？

ＨＬ：是的……

ＫＲ：那他們怎樣維持生活呢？

ＨＬ：沒人說得清楚他們是怎樣維持生活的。有一天，我的一個朋友（我曾經將德波介紹給他認識）問德波：「你靠什麼為生？」居伊·德波非常驕傲地回答：「我靠我的智慧為生」［je vie d』expedients］。［笑聲］。實際上，他肯定有些錢；我認為他的家庭條件應該還不錯。他的父母住在蔚藍海岸。我也不知道實情到底如何。同時，米歇爾·伯恩斯坦也想到了一個非常聰明的賺錢辦法，至少可以賺到一點錢。不管真假，至少她是這樣對我說的。她說她給馬占卜，然後把占卜結果發表在賽馬雜誌上。這非常好笑。她確定了每匹馬的生日，並且為它們占卜，從而預測賽馬的結果。我想，當時確實有賽馬雜誌刊登她的占卜結果並且付錢給她。

米歇爾·伯恩斯坦

ＫＲ：也就是說情境主義者的口號「絕不工作」並不適用於女性？

ＨＬ：不，也適用，因為這並不是工作。他們不工作；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並不依靠工作來謀生——當然，他們也不是什麼都不做。我認為給馬占卜什麼的，並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工作。總之我認為他們是出於好玩的目的來做這件事情的，因為他們不會真正去工作。

但是我想說些更早的事情，因為一切都發生在更早的時候。最開始的事情與眼鏡蛇團體有關。這個團體就是一支催化劑：組織成員包括很多建築師，尤其是康斯坦特（一名來自阿姆斯特丹的建築師），還有阿斯蓋·喬恩（一名畫家）和一群來自布魯塞爾的人——這是一個北歐人的組織，充滿了雄心壯志。他們想復興藝術，復興藝術對生活的作用。這個團體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非常有趣和活躍的團體，而促成其形成的作品之一，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批判》。③正因如此，我很早就開始和他們來往。這個組織的關鍵人物是康斯坦特，他是一名烏托邦建築師，設計了一個名為「新巴比倫」的烏托邦城市。這個名字相當具有挑釁性，因為在新教的傳統里，「巴比倫」是個邪惡的名字。新巴比倫採用了那個被詛咒城市的名字，其目的卻是將其改變為未來的城市，成為一個美好的存在。關於新巴比倫的設計始於1950年。在1953年，康斯坦特發表了一篇名為《情境構建》的文章。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建築應該能夠對日常存在進行改變。這一點與我的《日常生活批判》有關聯：應該建造本身就能構建新情境的建築。因此，康斯坦特的這篇文章在未來幾年引發了一場全新的研究。而康斯坦特本人與當時流行運動的關係非常密切，因此成了青年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煽動者之一。

阿斯蓋·喬恩

ＫＲ：也就是說康斯坦特和青年無政府主義運動之間有直接關係？

ＨＬ：是的。他被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奉為思想家和領導人，被認為是想要改變生活和城市的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直接的：康斯坦特煽動了青年無政府主義者。

了解當時的時代劃分非常重要。從政治上來看，195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斯大林主義結束了。赫魯曉夫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交一份報告，破壞了斯大林的形象。這份報告引起許多討論和爭議。在法國，人們普遍認為這份報告是美國情報部門捏造的。實際上，這份報告完全出自斯大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之手，而且破壞斯大林形象的也是赫魯曉夫本人。我們必須記住這些劃時代的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歲月里，斯大林的形象占據主導地位。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是革命運動。但是在1956年還是1957年之後，這些運動就開始轉移到有組織的黨派之外，尤其是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運動。從這種意義上說，情境主義就並不是完全孤立的。其發源地是荷蘭，雖然巴黎也算，但是荷蘭更典型，而且情境主義與世界範圍內的許多事件相關，尤其是菲德爾·卡斯特羅完全在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以外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這是一件大事，而且我記得，我在1957年發表了一篇名為《革命浪漫主義》的聲明，與卡斯特羅的故事以及所有在黨派以外進行的運動相關。我就是那時脫離共產黨的，因為我覺得，在已經組建的黨派以及聯盟這種有組織的運動之外，將會發生很多事情。

在組織和機構之外發生的事情將會具有自發性：這也是我在1957年的聲明中闡述的內容。正是這篇聲明使我與情境主義者之間有了交往，因為他們為這篇聲明賦予了很強的重要性——雖然之後他們開始對之進行抨擊。他們當然也會提出批評意見；我們從來沒有達成過完全的共識，但是那篇聲明是我們互相理解的基礎，並且持續了四五年——我們總是立足於這個基礎之上。

康斯坦特

ＫＲ：當時你正忙於第二部《日常生活批判》嗎？

ＨＬ：是的，同時我也在寫一本關於巴黎公社的書。

ＫＲ：你同時寫兩本書？

ＨＬ：是的，同時寫。當時的狀態很混亂，我剛剛脫離共產黨，阿爾及利亞戰爭也是那時發生的。當時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差一點被槍殺。我被派遣去從事……我不在大學裡面，我是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室主任，我因為在聲援阿爾及利亞人的聲明上簽字以及為他們提供支持——當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支持——而差點遭解僱。那是一個人心動盪的時期。但是在法國，對阿爾及利亞人的支持並不是通過黨派或黨內的正式組織或聯盟進行的；這些活動都是在機構以外進行的。共產黨對阿爾及利亞人的支持非常勉強，只是流於表面。實際上，共產黨幾乎沒有對阿爾及利亞人提供幫助，以至於後來阿爾及利亞人對共產黨的表現非常憤怒。當時共產黨內部的一個反對組織以及黨外的運動，才真正為阿爾及利亞人提供了支持，並且在整個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要看待這些事情，就要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政治語境。

當時還出現了一些極端運動，如伊希朵爾·伊蘇和字母主義者的運動。他們也有雄心壯志和放眼全球的博大胸懷，但是實際上只是一個笑話。伊蘇總是不停重複他那完全由毫無意義的音節和詞語殘片組成的達達派詩歌，甚至在咖啡廳里朗讀。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巴黎數次與他會面的場景。

但是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給法國人的生活帶來了一些動盪，一直持續到1958年戴高樂上台之後才平靜下來。共產黨由於未能正確理解斯大林主義，未能在支援阿爾及利亞人的方面有所作為，而且徒勞地反對戴高樂掌權，顛倒是非地稱戴高樂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這些都暴露出共產黨能力的缺乏。戴高樂想要解決阿爾及利亞的問題，而他也是唯一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我們之後才認識到這一點。但是，通觀全局，這個時期的動盪程度是很劇烈的，堪比1936年。

ＫＲ：情境主義者關於構建情境的理論和你的「環節」理論是否具有直接的關係？

ＨＬ：是的，這也是我們互相理解的基礎。他們在討論中——這些討論都會持續一整晚——幾乎都會對我說，「你所說的『環節』，就是我們所說的『情境』，但是我們比你想得更遠。你接受在『環節』的歷史中已經出現的所有事物，比如愛情、詩歌、思想，但是我們想要創造新的時期。」

ＫＲ：他們是如何提出要將一個「環節」轉變為有意的構建呢？

ＨＬ：康斯坦特在1953年的《情境構建》中，已經闡述了新環節以及新情境的概念。因為情境的架構是一個假定新社會的烏托邦式架構，所以康斯坦特認為，社會的改變並不是為了繼續承載令人厭倦的千篇一律的生活，而是要創造一種絕對全新的情境。

ＫＲ：城市在這一點中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ＨＬ：哦，「新情境」從來都沒有闡述得很明確。當我們談起這一點時，我總是給他們舉例——而他們與我舉的例子毫無關係——那就是愛。我對他們說：在古代就出現了強烈的愛。但是這種愛不是來自個人的愛，也不是針對個人的愛。古代的詩歌描述了一種巨大的發自身體的生理方面的感情。但是針對個人的愛直到中世紀才出現，當時正值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傳統並存的時期，尤其是在法國南部。個人的愛就是但丁對碧翠絲的愛：La vita nova，新的生活。崔斯坦和艾素特之間的愛，是悲劇的愛，法國南方的典雅愛情。我的家鄉在納瓦朗附近，有一座紀念加斯頓·福珀斯王子的塔，這位王子是第一個歌頌個人愛情的吟遊詩人：「我的歌唱不是為我自己而唱，而是為了我身邊親愛的朋友。」這已經是個人愛情了，個人愛情的悲劇持續了好多個世紀，在《柯列弗公主》和其他小說、戲劇，以及拉辛的《貝蕾妮絲》中，貫穿所有的文學……

ＫＲ：但是難道構建「新情境」對於情境主義者而言就不包括都市主義嗎？

ＨＬ：是的，我們達成了共識。我對他們說：個人愛情創造出新情境，這就是情境的創造。但是這不是一天之內出現的，而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他們的觀點（這與康斯坦特的實驗有關）則是，在城市中，一個人可以通過一些方式創造新情境，比如把城市的各個區域或空間上分散居住的鄰區整合起來。這就是「漂移」的首要意義。他們第一次在阿姆斯特丹使用步話機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即一群人走到城市的一個區域，仍然可以與另一個區域的人進行聯繫。

ＫＲ：情境主義者也使用這種嗎？

ＨＬ：哦，我認為是這樣的，至少康斯坦特本人用。但是在總體都市主義中也有過情境主義的實驗。總體都市主義就是指城市的不同部分可以互相聯繫。他們進行他們的實驗，我沒有參加。他們動用各種通信手段——我不知道他們具體什麼時候用了步話機，但是我知道他們在阿姆斯特丹和斯特拉斯堡肯定使用了步話機。

ＫＲ：當時你認識斯特拉斯堡的人嗎？

ＨＬ：我的很多學生在那裡，但是我與他們的關係也相當緊張。當我在1958年還是1959年抵達斯特拉斯堡時，阿爾及利亞戰爭正進行得熱火朝天，我只在斯特拉斯堡逗留了大概三周，就有一群人來找我。他們是斯特拉斯堡未來的情境主義者——也可能當時已經有些情境主義傾向了。他們對我說：「我們需要你的支持；我們要在孚日山區組建一支游擊隊。我們要在孚日山區建立一個軍事基地，並且在那裡發展壯大，將勢力擴大到整個法國。我們要讓火車出軌。」我回答道：「但是軍隊和警察……你們並不確定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你們會陷入一場災難。」於是他們開始辱罵我，說我是個叛徒。而且在幾周之後，他們又來找我並且對我說：「你是對的，我們的想法不可能實現。要在孚日山區建立軍事基地根本不可能……我們要去幹些別的什麼。」

於是我開始和他們來往，後來他們就成了情境主義者，他們想在法國也點燃戰火，從而支持阿爾及利亞人；這太瘋狂了……但是，如你所知，我和他們的關係維持起來總是很難，因為他們會莫名其妙地憤怒。當時我和一個年輕的女人一起生活在斯特拉斯堡；我成了那所大學的醜聞：她懷孕了，還有一個女兒（我的女兒阿爾梅），於是就成了鎮上的醜聞：那是一種恐懼感，一種厭惡感。斯特拉斯堡是個中產階級城市，而且大學並不在城市之外，而是在城市正中。但是同時，我做了許多關於音樂的講座，如音樂與社會的講座，取得了很好的反響。我有一整年的時間都在教授「音樂與社會」課程，許多人都來聽我講課，於是我受到的攻擊也不太多。我女兒阿爾梅的母親妮可是情境主義者的朋友，總是與他們在一起，而且還邀請他們來做客。他們來我們家裡吃飯，我們演奏音樂，這也成了斯特拉斯堡的醜聞。這就是為什麼我與他們保持着密切、有機關係的原因，並非因為我在大學裡教授馬克思主義，而是通過妮可這個中間人。德波常來我家看望妮可，或者來吃飯，但是我們的關係維持起來很困難，因為他們總是為雞毛蒜皮的事情生氣……那本小冊子的作者穆斯塔帕·卡亞特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ＫＲ：《學生族群中的悲哀》④這本小冊子的效果如何？當時印發了多少份？

ＨＬ：啊，很成功。但是最開始這本小冊子只在斯特拉斯堡的範圍里傳播，後來德波等人把它帶到了巴黎。當時都是以千本為單位不停地印發，發到學生手上的肯定有數萬本。毫無疑問，這是一本很好的小冊子。它的作者穆斯塔帕·卡亞特是突尼斯人。那個小組裡面有很多突尼斯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但是後來都不怎麼被人關注，包括穆斯塔帕·卡亞特當時也不怎麼露面，因為他沒有雙重國籍，仍然是突尼斯國籍，這可能會帶來很大的麻煩……但是不管怎樣，在1957年以後的巴黎，我經常看到他們，我也在阿姆斯特丹與康斯坦特來往了一段時間。當時青年無政府主義運動在阿姆斯特丹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他們希望保持城市生活的完整性，要阻止高速公路和汽車交通對城市完整性的破壞……他們希望城市能夠得到保護和轉變，而不是大力發展交通；他們還想要毒品，似乎他們想要靠毒品創造新的情境：完全是由麥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製造的幻象。當時的毒品主要就是麥角酸二乙基酰胺。

《學生族群中的悲哀》

ＫＲ：巴黎的情境主義者也這樣嗎？

ＨＬ：不，他們很少這樣，但是他們酗酒。我們在居伊·德波的家裡喝加了龍舌蘭酵汁的龍舌蘭酒。但是從來不……偶爾也用一些墨斯卡靈（一種迷幻藥），但是他們許多人從來不用。他們並不是靠這種方式來創造新情境的。

ＫＲ：我們再回到總體都市主義的話題。他們把城市的小區以這種方式連接起來，但是並沒有創造出一種均質性。也就是說各個小區依然是獨立的存在，是嗎？

ＨＬ：是的，各個小區並沒有合併起來，因為已經是一個整體了，只不過是在某種程度上破碎的整體，而且只是以一種虛擬的狀態存在。他們的理念是要讓城市成為一個整體，不過是一個不斷運動和不斷變化的整體。

ＫＲ：康斯坦特的計劃預測到了這一點嗎？

ＨＬ：是的，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那是一個開端：生產工作的完全機械化和自動化使得人們可以脫身從事其他的工作。他就是其中一個考慮到這個問題的人。

ＫＲ：情境主義者也考慮到了嗎？

ＨＬ：是的。

ＫＲ：你也認為你的工作和這種聯繫有關嗎？從拉法格到……？

ＨＬ：是的，但是並不是從拉法格開始的。我認為我的起點是一部名為《城市》的科幻小說。這部小說的作者是一個美國人，叫克利福德·司馬克，書中的工作都是由機器人來從事的。人類不能適應這種情境，他們不斷死去，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工作。人類死亡以後，他們留下的狗卻適應了這種情境，後來機器人就為狗工作，給狗餵食，等等。狗對於這種生活非常高興，因為它們之前沒有工作的習慣。我還記得這部小說在我們的討論中所發揮的作用。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版的，但是我認為它是最早出現和流傳開來的科幻小說之一，但是在當時它好像是唯一的一部。無論如何，康斯坦特的起點就是：一個不需要工作的社會。這一點和拉法格在《懶惰的權利》中表達的觀點是一致的，只不過加入了當時新出現的自動化的觀點。

因此，1956年至1957年的革命運動發生了完全的改變，把傳統的組織拋在了後面……這些具有影響力的小團體的聲音占據了主流……

《懶惰的權利》

ＫＲ：也就是說微觀社會或者像情境主義者這樣的小團體本身就是一種新情境？

ＨＬ：是的，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的。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不能誇大其詞，即他們到底有多少人？你知道，情境主義國際的成員從來都沒有超過十個人，有兩三個比利時人還有兩三個荷蘭人，比如康斯坦特。但是他們很快就被驅逐了。居伊·德波重蹈了安德烈·布列東的覆轍，人們不斷被驅逐。我從來都不是他們的一員，我本來可以加入他們的，但是我很謹慎，因為我很了解德波的性格和習慣，以及他模仿布列東排除異己從而保留更加純粹和強硬的核心人員的做法。最後，情境主義國際的成員就只剩下了居伊·德波、魯爾·瓦內格姆和米歇爾·伯恩斯坦。此外還有很多小團體和衛星團體，我就是其中的一員，阿斯蓋·喬恩也是。阿斯蓋·喬恩已經被驅逐，可憐的康斯坦特也被驅逐。至於為什麼？哦，因為康斯坦特什麼都沒建造，他也從來不建造任何東西——他是一個不建造任何建築的建築師，一個烏托邦建築師。他被驅逐的原因是一個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在德國建了一座教堂：因此就顯得康斯坦特造成的影響很壞。這真是荒謬。康斯坦特不過是想讓自己保持一種純淨的狀態，就像水晶一樣。德波的教條主義和布列東如出一轍。而且，更誇張的是，德波的教條主義是毫無教條依據的，因為關於創造情境的情境理論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了對現實世界的批判，也就是這一切的起點：《日常生活批判》。

ＫＲ：你與情境主義者的交往是怎樣開始變化的？對你關於城市的看法有什麼啟發？它對你的想法有影響嗎？

ＨＬ：這一切都是必然的結果，也是平行的。我關於城市的看法有許多完全不同的來源。我的家鄉——一個小村子——我在那裡學習了很長時間的農業問題。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推土機開進了我的家鄉，開始將樹一棵棵推倒，因為那裡發現了石油。我的家鄉從此有了油井，雖然不算特別多，但是數量也比較可觀，歐洲最大的煉油廠之一就在穆朗，拉克穆朗。

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看着一個新的城市在一塊本來只有農田和橡樹林的土地上成長起來。那時是1953年至1954年。我漸漸地把農業問題拋在腦後，對自己說：現在這裡出現了新東西，是很重要的東西。我那時還沒有意識到後來出現的殘酷的都市化。這個新城市叫作拉克穆朗，「新城」。因為我在CNRS（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工作，所以我馬上派了些人去那裡，讓他們親眼目睹那裡的發展。我甚至想寫一本名為《一個城市的誕生》的書——雖然我從來沒付諸過行動，就好像一些其他的項目一樣。這就是一個起點。但是同時，我認識了居伊·德波，認識了康斯坦特，知道了阿姆斯特丹的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對城市很感興趣，於是我親自去阿姆斯特丹了解情況，大概去了十次。我只是想去看看他們的運動採取什麼形式，是否採取了政治形式。當時還有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入選阿姆斯特丹市議會。我忘記是哪一年了，他們成功在市級選舉中取得了巨大勝利。然而，在取得勝利之後，他們就分崩離析了。這些都是同一件事情的重要部分。1960年以後，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重大的運動。他們放棄了總體都市主義的理論，因為總體都市化只適用於阿姆斯特丹這種需要更新和轉變的歷史老城。但是隨着歷史老城變成了外圍部分和郊區——正如在巴黎和洛杉磯以及舊金山這些類似城市的情況一樣，城市急劇擴張——整體都市主義的理論就完全失去了意義。我對和居伊·德波的討論還記得非常清楚，他說都市主義正在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他說得非常正確，因為從那時候起就有了發展城市化的正式條令。我認為法國的都市主義編碼上溯到1961年——都市主義就是那個時候成為意識形態的。這並不意味着城市存在的問題就解決了——遠遠不夠。但是那個時候他們放棄了整體都市主義的理論，在我印象中，漂移和漂移實驗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漸漸地變得越來越少的。我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那個時候我與他們決裂了。

畢竟，法國存在着政治語境，當然也存在着私人關係的因素，說起來非常複雜。而最複雜的，就是他們來我在比利牛斯山的住所找我。我們進行了一次很奇妙的旅行：我們坐汽車離開巴黎，在拉斯科洞穴停下來，而其後不久拉斯科洞穴就被關閉了。我們都在思考拉斯科洞穴的問題：這個洞穴非常深，甚至有一口井深得讓人不可靠近——但是這裡到處都是繪畫。這些畫是怎樣畫上去的，是誰畫的，難道這些畫不是給人看的嗎？這些畫引起了我們的一場評論……而更加奇怪的是，那個地區裡的教堂都有地下室。我們去了聖薩萬，教堂的拱形穹頂上畫滿了壁畫，地下室也到處都是繪畫，而且因為太黑暗，地下室顯得高不見頂。這些繪畫都是為了不讓別人看到嗎？那麼是怎樣畫上去的？帶着這些疑問我們繼續向南行進；我們在薩拉舉行了一場盛宴，我幾乎都開不了車了——我是司機。我收到了一張罰單，還差點被逮捕，因為我在經過一個村子的時候時速超過了120公里。他們在我家裡住了好幾天，和我一起工作，我們寫了一份綱領性的文件。他們那個周末在納瓦朗，綱領一直在他們手裡。我跟他們說「你們把它打出來吧」（原稿是手寫的），結果後來他們就說我剽竊。實際上，他們是信口雌黃。用來寫關於巴黎公社的書的綱領是他們和我共同完成的，但是關於巴黎公社的書只使用了這份聯合綱領中很少的一部分……

有一份從未發行的關於巴黎公社的文件存放在米蘭的費爾特里內利基金會，我在查閱了這份文件之後認為，巴黎公社就是一個節日，並且在辯論中拋出了這種觀點。這份文件是關於巴黎公社的一篇日記。日記的保管人曾經被驅逐出境，在經歷了多年的流亡生活之後於1880年左右回到法國。他描述了1871年3月28日他們的士兵如何尋找蒙馬特高地和佳麗村的大炮，以及早起的女人聽到聲音以後跑到大街上圍着士兵們友好地對他們歡笑、慶祝、問候的場景。然後這些婦女散開了，取來咖啡給士兵們享用。這些來取大炮的士兵們幾乎都陶醉在人群中了。先是女人，然後是男人，大家都跑上街來，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巴黎公社的大炮事件並不是全副武裝的士兵們前來打敗了守護大炮的敵軍。實情根本不是這樣。實情是所有的人都從屋子裡跑出來盡情享樂。那天的天氣很好，3月28日是春季的第一天，非常晴朗：女人們親吻着士兵，非常放鬆，士兵們也融入了人群，完全就是一個巴黎人的節日。但是這篇日記是一個例外。那些崇尚巴黎公社英雄的理論家們後來對我說：「這是一份證詞，你不能用證詞來撰寫歷史。」情境主義者也說過類似的話。我並沒有讀過他們寫的作品，我只是做我自己的工作而已。在對話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新的觀點，然後這些觀點就被寫入了共同綱領中。之後，我寫成了關於巴黎公社的作品。我在米蘭的費爾特里內利學會工作了幾個星期；在那裡我發現了這份未發行的文件，於是我使用了這份文件，我完全有這種權利。聽着，我並不在乎他們指責我剽竊，我也從來沒有讀過他們在自己的期刊上刊登的作品。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然後，關於我如何與他們決裂的問題，這一點和《論點》（Arguments）雜誌有關，說起來非常複雜。當時有人認為應該停止發行《論點》，因為這本期刊的很多合作者，包括我的朋友柯斯塔斯·阿克舍洛斯在內，都認為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了，沒有什麼更多的想說的了。實際上，我聽柯斯塔斯·阿克舍洛斯本人說過想要解散這個團體和這本期刊，因為他們認為，既然已經結束了，那麼與其讓它苟延殘喘，還不如當機立斷停止發行。這些討論的內容我都知道。在與居伊·德波的討論中，我們談起了這一點，德波對我說：「我們的期刊《情境主義國際》將會取代《論點》。」於是《論點》的編輯和在場的人都只好同意了。當時所有的事情都由在出版方面非常強勢的人來決定；他為《特快》撰寫了文學編年史，還加入了《法國小說評論》和午夜出版社。他非常強勢，於是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來決定。

哦，當時我已經和一個女人分手——非常悲慘地。她離開了我，還帶走了我的地址簿。這就意味着我丟了赫瓦爾的聯繫方式。我給德波打電話，告訴他我很想繼續和赫瓦爾進行討論，但是我沒有他的地址和電話——任何聯繫方式都沒有。結果德波就開始在電話里罵我。他非常憤怒地說：「你這種人我見得多了，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刻成為叛徒。」這就是我們關係破裂的開始……但是我們的友誼曾經非常真實和美好。

（由左至右）居伊·德波、米歇爾·伯恩斯坦、阿斯蓋·喬恩, 合影於1961年。

ＫＲ：你還專門寫了一篇名為《你們都將成為情境主義者》的文章嗎？

ＨＬ：啊，是的。我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促成《情境主義國際》取代《論點》……但是居伊·德波還說我沒出力。

ＫＲ：我們說說漂移的話題吧。你認為它是否給空間理論或都市理論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他們強調實驗遊戲和實踐，你認為對於城市而言，他們的這種做法是否比純粹的理論方法更加有效？

ＨＬ：是的，我承認這一點。與其說是理論，漂移更像是一種實踐。它使得城市不斷增長的分裂趨向暴露出來。在歷史上，城市曾經是一個強有力的有機整體；但是在有的時候這種整體性會變得不完整，開始分裂。他們也一直在對我們曾經討論過的例子進行記錄，比如將要建造新巴士底劇院的地點。巴士底廣場是古老巴黎的盡頭——其後就是在19世紀的首次工業化中成長起來的巴黎。孚日山廣場依然是17世紀貴族的巴黎——當你走到巴士底，又是另一個巴黎，是19世紀的巴黎，不過是中產階級、商業和工業擴張的巴黎，而且從事商業和工業的中產階級占領了巴黎的中心瑪萊區——然後擴張到了巴士底、侯葛特路、聖安托萬市郊路等地方。所以這個城市已經開始分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城市不斷分裂，而其有機的整體性卻並未完全消失。當然，後來外圍地區和郊區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但是在當時，這個問題並不明顯，而且我們認為轉向活動暴露出了分裂的城市這樣一個觀點。但是漂移的活動大部分都是在阿姆斯特丹進行的……這些實驗同時接觸城市的不同方面或者部分，當然只是能夠看得見的部分，以及接觸那些從來沒有看到過城市的某些地方的人。

ＫＲ：也就是說漂移採用了一種敘述的方式？

ＨＬ：是的。就是一個人隨便選一個方向往前走，然後描述自己所看到的場景。

ＫＲ：但是這些描述不可能同時進行吧？

ＨＬ：不，可以的。只要你有步話機就可以了；漂移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某種同時性。這就是他們的目的——但並不是每次都管用。

ＫＲ：也就是說這是一段共時歷史？

ＨＬ：是的，就是這樣，共時歷史。這就是總體都市主義的意義：整合具有特定的整體性的整體，不過是迷失的整體，正在消失的整體。

ＫＲ：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你意識到情境主義者關於總體都市主義的觀點開始失去意義嗎？

ＨＬ：那個時候的城市化規模非常大，就是1960年以後巴黎開始完全擴張的時候。你知道巴黎的郊區面積很小；雖然有，但是很少。然後所有的地區突然間就被全部填滿了，蓋滿了小房子、新城市、薩爾塞勒等。薩爾塞勒是個傳奇。人們甚至把一種疾病稱為「薩爾塞勒病」。大概就在那個時候居伊·德波的態度變了；他從總體都市主義開始向城市規劃的意識形態轉變。

ＫＲ：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

ＨＬ：這並不僅僅是一種變化。這是拋棄原來的立場，轉而接受完全對立的立場。在精心設計城市化和認為所有的城市化都只是意識形態這兩種觀點之間，是一種非常深奧的轉變。事實上，他們一邊說着所有的城市化都只是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一邊放棄了解決城市的問題。他們把這些問題置之不顧，對這些問題不再感興趣。而我卻與之相反，還繼續對這些問題感興趣；我認為，歷史老城的擴張恰恰是尋找一個更大的城市理論的契機，而不是放棄解決城市問題的藉口……

情境的理論本身就被漸漸地拋棄了，他們的期刊也變成了政治性的宣傳工具。他們開始辱罵所有人。這是德波的部分態度，或者這已經成了他面臨的困難的一部分：他和米歇爾·伯恩斯坦離了婚。當時發生了很多事情讓他變得更加衝動、更加痛苦、更加暴力，最後所有的事情都演變成了衝動的暴力。然後他們不再辱罵所有人了，轉而在1968年5月的紅色五月風暴之後，開始誇張地形容自己在其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1968年的運動並不是情境主義者發起的。在南泰爾（Nanterre）有一個很小的叫作憤激派（les enrages）的小團體，他們也辱罵所有人，但是這場運動恰恰是他們中的成員發起的。３月２２日的運動都是學生發起的，而其中的丹尼爾·科恩本迪並不是一名情境主義者。

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小團體，是在這場運動中才發展壯大起來的。沒有計劃，沒有安排，就是一個很隨意的團體。這個團體與情境主義者有來往，但是其成員並不是情境主義者；它的發展壯大都與情境主義者無關——托洛茨基分子與3月22日團體合併了；最後所有人都漸漸加入了這個團體。我們稱之為「登上了前進的列車」。所以即使南泰爾的情境主義者最初加入了這個團體，他們也不是主要人物，也沒有提出創造性的元素……實際上，這場運動是在一個很大很擁擠的圓形露天劇場裡開始的，我還在那個劇場裡面講過課，還有一些我熟悉的學生問我，能不能派一些人去政府抗議他們列黑名單（政府堅持要列出最具有破壞性的學生名單從而對他們進行制裁）。我當時說，「當然可以」。也就是在那個劇場的講台上，我們選出了前往政府抗議黑名單的人選。各種各樣的人都參加了那次選舉：有托洛茨基分子，也有情境主義者。

3月22日團體是在與政府的談判和爭論之後形成的，當時這個團體占領了政府大樓。其導火索就是政府列出的黑名單，而我就是起草黑名單的人之一。真實的情況是，政府的人打電話來我的辦公室，向我要走了最具有政治破壞性的學生名單。我讓這些學生都避一避；我不止一次跟學院的院長說：「先生，我真的不是警察。」所以這份黑名單實際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不管是黑還是白。但是政府希望列出來，因此我讓學生們保護好自己；我在這件事情中稍微起了一點推動作用。畢竟，每個人都有反常的時候……

我總是會說起這個故事。那天是5月13日，星期五，我們都在羅什洛廣場。在貝爾福附近，大概有七八萬名學生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毛主義者主張前往郊區，向伊夫里前進；安納克和情境主義者想去中產階級地區；托洛茨基分子想去無產階級地區，即第11區，而來自南泰爾的學生則想去拉丁地區。於是很多人開始喊叫：「我們還有朋友在桑迪監獄——我們去看望他們吧！」然後所有人都沿着林蔭道向桑迪監獄前進。我們透過監獄的窗戶看到了數不清的手臂，我們喊叫着，然後轉而向拉丁地區前進。那是一個機會，也或許根本不是一個機會。當時肯定有一種想要回拉丁地區的欲望……奇怪的是，當人群到了拉丁地區之後，卻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裡走。然後，在拉丁地區，人們一直看電視到深夜。當時還有廣播，歐洲第一的廣播。大概凌晨三點的時候——當時非常吵鬧，到處都是噪音——一個放廣播的人把話筒遞給了擁有聰明頭腦的丹尼爾·科恩本迪。他只是簡單地說：「總罷工，總罷工，總罷工。」那就是決定性的時刻；行動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學生們讓警察措手不及。他們製造混亂，伴隨着輕微的暴力、一些傷者、催淚瓦斯、鋪路石、路障和炸彈：這些就像是中產階級孩子的一場遊戲。但是總罷工，嗯，就不是那麼好笑的事情了。

注釋：

① 亨利·勒菲弗的Writings on Cities。編輯與譯者為Eleonore Kofman和Elizabeth Lebas（Oxford Blackwell，1996），第13頁。

② 《耶魯法國研究》73，「日常生活」專號（1987年），編輯Alice Kaplan和Kristin Ross。

③亨利·勒菲弗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三部（Paris : L』Arche, 1947-1981年；第一部英文譯本：《日常生活批判》（London：Verso，1991）。

④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De la misere en milieu etudiant consideree sous ses aspects economique, politique, psychologique, sexuel et notamment intellectual et de quelques moyens pour yremedier（1966；Paris；editions champ libre，1976）。英語譯本編輯與譯者為Ken Knabb,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nthology（Berkeley: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1981）。

*文章來源於《社會批判理論紀事》(第7輯)，原文最初發表於October 79（1997年冬天），第69-83頁。

*圖片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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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呂欣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