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穩定性」理論視角下的決策理性

在本質上，「危機穩定性」不是關於戰爭的研究，而是關於國家如何巧妙運用軍事力量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時不至於爆發武裝衝突的理論。「危機穩定性」不是一個絕對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打破衝突雙方建立的「巧妙的平衡」會促使「危機穩定性」演變為「危機不穩定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危機穩定性」是一種行走在衝突邊緣的藝術。

「危機穩定性」的經典理論誕生於二戰後美蘇激烈軍備競賽的冷戰時期，是戰略學家為美蘇在敵對狀態下運用核力量進行相互威懾的特殊形態而量身定做的專有名詞，與「核武器」和「首次打擊」等概念密切相關。「首次打擊」意味着一國首先使用核武器向對方發動突然襲擊，從而掌握戰略主動權。在有核時代，國家領導人的決策理性對於衝突雙方保持「危機穩定性」至關重要。

基於威懾理論的「危機穩定性」

自核武器誕生以來，悲觀主義者就在「核威懾」與「穩定」之間建立起一種消極的聯繫。1959年，美國蘭德公司核戰略專家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脆弱的恐怖平衡》一文，為美國早期核戰略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他深刻揭示了核大國之間所謂「恐怖平衡」的脆弱性，否定了以核威懾為中心的相互確保摧毀戰略的有效性；強調對手有可能冒着承受巨大代價與犧牲的風險發動核戰爭，而戰略威懾是靠不住的，美國將無法遏止蘇聯發起的毫無預警的核進攻。因此，他主張美國必須加強核報復力量，即對蘇聯發動的「首次打擊」進行成功反擊的「第二次打擊能力」。

樂觀主義者更加看重伴隨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而產生的威懾效應。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謝林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衝突的戰略》中，把以威脅使用武力為代表的威懾戰略作為有核時代的正確選擇，把「危機穩定性」界定為：當危機爆發時，如果突襲成功帶來的收益遠遠小於戰爭成本，那麼雙方都不會有先發制人的衝動。因而，確保戰略穩定的關鍵不是核裁軍，而是讓彼此相信對方沒有實施「首次打擊」的動機。20世紀七八十年代，紐約大學政治學學者史蒂夫·布拉姆斯運用博弈論分析超級大國間的對抗性衝突，在《威脅升級與危機穩定性：一種博弈論的分析》中基於威懾理論建立了核時代「危機穩定性」的分析模型，認為它是一種即便衝突升級到危機狀態下，決策者也能夠阻止引發戰爭的結構特徵，其核心理論是避免危機失控的方法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具備先發制人打擊的動機。「危機穩定性」被視為「既賦予雙方實施挑釁行為的自由、又能控制風險無限升級」的理想狀態。

在本質上，「危機穩定性」不是關於戰爭的研究，而是關於國家如何巧妙運用軍事力量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時不至於爆發武裝衝突的理論。當國家間關係呈現出緊張狀態時，「穩定」就成為一個關鍵問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通過軍備競賽不斷增強自身戰略力量的生存力，同時降低對方報復性力量的破壞力。兩極格局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美蘇兩國在軍事實力上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即通過打造旗鼓相當的戰略力量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具備「首次打擊」的顯著優勢。

「危機穩定性」與「首次打擊」的收益和報復性反擊的意願與兩個要素有關。一方面，首先發動進攻帶來的收益多寡成為一個決定性因素。對於衝突雙方而言，如果一國發動突然襲擊具有明顯優勢，那麼「首次打擊」就值得嘗試；如果突然襲擊產生的收益小於成本，那麼發動進攻的意願將大為降低，「危機穩定性」也得以實現。另一方面，是否具有報復性反擊的意願也很重要。危機狀態下產生「穩定」的前提是任何一方都充分了解對方在遭遇突然襲擊的情況下既有能力又有意願作出報復性反擊。值得注意的是，衝突當事國或許會基於自己即將受到打擊的錯誤認知而產生先發制人的強烈動機。所以，「危機穩定性」不是一個絕對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打破衝突雙方建立的「巧妙的平衡」會促使「危機穩定性」演變為「危機不穩定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危機穩定性」是一種行走在衝突邊緣的藝術。

基於「謹慎原則」的決策理性

在核軍備競賽層層升級的兩極格局中，美蘇之間的「危機穩定性」成為阻止危險失控、避免世界大戰的結構性特徵。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政治學系教授弗蘭克·扎加瑞把「升級」視為決策範疇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在國際政治領域，它與國家安全與危機決策尤其相關」。核戰略學家把冷戰「長和平」的功勞歸因於美蘇在緊張態勢下保持的理性與克制，即「危機穩定性」的遊戲規則——「謹慎原則」。

縱觀整個冷戰時期，美蘇幾度瀕臨戰爭邊緣。然而，正如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對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蘭克·哈維所言，儘管美蘇領導人時刻面對強大的政治與心理壓力、互信與意識形態差異以及在安全事務上的合作障礙，但雙方都發展出「在不必越界的情況下」對付對方的戰略。事實上，鑑於任何行動都有升級為戰爭的風險，捲入核大國的危機愈加顯現出「自我約束」的特徵。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曾經說過，沒有人對「基於武斷和人為分割勢力範圍、而非道德與正義」的二戰後國際體系抱有很大期望，但它的生命力卻比一戰後的國際秩序多了一倍。冷戰時代兩極格局的穩定性與核大國領導人對外決策時的理性與審慎不無關係。

「謹慎原則」在核武器的使用上得到淋漓盡致的貫徹，在長達40多年的核軍備競賽中，同為核大國的美蘇不約而同地選擇把軍事領域作為主要競技場，但從未真正將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付諸實施。迄今為止，美國在二戰末期為了加速戰爭結束、降低人員傷亡對日使用原子彈也成為國際政治中戰爭決策的孤案。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創始人肯尼思·華爾茲曾經指出，兩極格局的「簡單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強大壓力」使得兩個超級大國「變得保守」，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比只擁有常規武器的國家更希望避免發生戰爭。這與謝林的「防禦性自衛」不謀而合，即衝突中的每一方都試圖通過確保自己的武器和軍事力量不被摧毀等自我防禦性措施來降低對方的能力與威脅，而不是以先發制人的進攻性手段謀求絕對性優勢。

　基於危機管理的決策理性

因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引發危機是國際政治的常態。根據歷史記載，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世界產生過450次國際危機，其中45%都沒有發生任何武裝衝突，這得益於決策者敏銳的風險意識和有效的危機管理。危機管理的實質不在於避免危機的發生，而是在阻止戰爭爆發和捍衛國家的核心價值和利益上維持審慎的平衡。

危機具有相當的可變性，時刻面臨升級的風險。升級是指衝突雙方爭議的激化或者緊張態勢的加劇，推動危機升級的一方旨在以犧牲對方的代價來獲得優勢的行為。任何一方的單邊舉動將不可避免地招致反制措施，危機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向升級，從而引發巨大的不確定性。有效的危機管理應該對事態的發展、甚至惡化作出預判並且主動加以應對。由於升級幾乎是國際危機發展的必然趨勢，確保「危機穩定性」就成為避免可控發展為失控的重要條件。

「危機穩定性」是對危機升級態勢的積極約束，取決於決策者對危險的感知程度以及對風險的管控意識，危機時刻的決策理性還與領導人的主觀判斷和個人偏好息息相關，它要求任何一方能夠清楚認識到發動「首次打擊」帶來的潛在不穩定性，並且在危機失控前及時關閉衝突爆發的機會窗口。當國家面臨進攻還是防禦的戰略選擇困境時，決策者對雙方意圖、能力、決心和行動的認知與評估成為影響「危機穩定性」的決定性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同盟國領導人堅信發起進攻能夠為國家帶來極大收益，所以將對外政策的重心放在武裝力量的快速動員上，導致外交努力破裂，最終無可挽回地走向戰爭。而冷戰時期，儘管世界面臨核大戰的毀滅性災難，但卻創造了危機管理的若干經典案例。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危機取代中心戰爭成為國際政治的常態」。在有核時代，戰爭的毀滅性太大，反而導致超級大國事實上採取了行為的「謹慎規制」。在意識形態嚴重對立下，美國和蘇聯在避免核戰爭上卻有着共同利益，形成了一種「恐怖的平衡」。

冷戰時期，美蘇在相互制衡的威懾政策中確保雙邊關係的可控性，雙方在進攻和防禦戰略上的權衡比較主導着大國博弈的選項，力求通過有效的戰略防禦將危機保持在穩定狀態，同時，通過遏止升級的發生而確保國家的生存。「危機穩定性」理論在美蘇軍事對抗的兩極格局中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雖然冷戰後的國際社會暫時不再面臨超級大國間的衝突與競爭，但只要國際危機還會發生，無論在大國還是小國之間，那它就仍然適用於冷戰後的國際關係。

從根本上說，「危機穩定性」理論旨在避免戰爭而非贏得戰爭。維持危機狀態下的穩定性不僅要解除現實政治中的軍事緊張態勢，還要緩解決策者的情緒與心理壓力。潛在的衝突雙方建立高層次的對話與廣泛的交流對於管控風險極為重要。持續、有效的戰略互動不僅有助於客觀評估對手的實力與意圖，還能夠防止因猜疑和信任赤字引發的錯誤知覺與過度反應，從而把「穩定性」發展為「不穩定性」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本文系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基於危機穩定性視角下的美國對華戰略選擇及中國的應對」（2016M59215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韓慶娜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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