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的力量——從了山和尚說起

謠言自古有之，是一種亘古常在的、難以捉摸的人類社會現象，千百年以來，形形色色的謠言傳遍中華大地，小到剪辮奪魂，大到改朝換代，從目不識丁的底層民眾，到飽讀詩書的社會精英，人人信之。官方每每遇之束手無策，則稱其為無知妄言、不辨是非。殊不知，在近代中國百年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中，謠言的背後往往不是簡單的無知作祟，更是社會底層力量浮出水面的徵兆。不管你是否在乎謠言，謠言將越發泛濫，這股洪水可能斷然消弭無形，也可能轉瞬間摧毀一個帝國。謠言的成因和傳播方式千奇百怪，本文就一些涉及範圍比較大的，特別是諸暨地區影響較大的謠言做逐一分析。

「了山和尚」——無意識謠言的傳播

了山，位於諸暨縣外陳鄉（今諸暨市王家井鎮），相傳大禹治水，至此為了，因名「了山」焉。了山是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依山傍水，風景秀麗，清郭鳳沼《諸暨青梅詞》載：「一曲寒塘鳴佩環，十年五年水潺潺；青溪綠樹多逢雨，樵唱聲聲出了山」。而在了山腳下，有一家了山缸窯廠，以燒制罈罈罐罐以及水缸為業，窯廠依山勢而建，規模不小。1953年春日的一個下午，春雨連綿，幾個窯工由於天雨不能幹活，就坐在場子邊上吹牛閒聊。聊得興起，說起了關於缸覆和尚的傳說，有無聊的窯工就提出反正閒着也是閒着，就塑個缸覆和尚玩玩吧。於是就動手和泥，用窯泥塑了一個和尚造型，之後又有好事之徒把泥像放在場子邊上的坎頭上，插香焚燭，假作神靈供奉。

說到燒窯的窯廠，自古以來就有一個祭祀窯神的傳統，除了用祭品之祭祀之外，還需要散布謠言，因為「謠」跟「窯」諧音，據說謠言傳播越廣，窯神就會越開心，才能保佑燒的一爐好窯。於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把這個缸覆和尚的來歷隱瞞了，有人看到泥像來問，真的假的，窯工們異口同聲的回答是真的。於是這個虛假消息逐漸的就傳開了，慢慢的傳着傳着就變成了外陳了山磚瓦廠挖出來一個肉身和尚，特別是出土地附近的草藥特別靈驗，包治百病。於是了山山上的花花草草都變成了救治疾病的仙草。十里八鄉的鄉親都來尋醫問藥，逐漸的這個消息傳出了諸暨，最後還出了省，一時間，上海、杭州、湖州等地的信眾源源不斷的乘坐火車來到了山尋求仙藥，而作為當時外陳一帶交通樞紐的外陳火車站比杭城的火車站還忙，客流量十分龐大，火車站前開始各種廟會，賣小吃的，雜耍的，各式各樣應有盡有。火車站到了山的路上，沿途插香，香棒從火車站一直延續到了山。來的人多了，於是整座山的花草樹木都被當作仙草挖光了，接着樹根草根也被挖光了，後來的人看到什麼都沒有了，就開始舀附近的池塘的水作為仙水，把池塘的水也舀得一乾二淨，到最後，沒舀到水的信徒，就挖山上和池塘中的泥土作為仙藥。這場鬧劇整整持續了三個月，才慢慢的消停下來。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謠言傳播的案例。其中的成因非常複雜，在這裡，謠言的起源或許來自對於窯神的崇拜，工人們對事件的遮遮掩掩是主要的起因。其次就是謠言傳播的媒介，1953年，剛剛鎮反結束，政治稍微有些放開，有些走江湖之類的人士就開始活動了，缸窯廠上門推銷售賣水缸什麼的，基本屬於這類人士，另外在了山還有一個來自義烏的賣草紙佬。老一輩說起這幾個人，都是說很厲害，什麼算命看相風水法術，樣樣精通，說到根本，就是靠嘴吃飯，連騙帶蒙，能吹多高就吹多高。在通信不發達的時代，他們這些人就是主要的信息傳播中心，是當時人們得到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徑，來自了山的缸覆和尚的傳聞，基本通過這些人迅速的向外擴散，並且不斷的把信息擴大化。

其次，這起了山和尚事件是一種歷史的遺留，也是群體記憶集中爆發的一種表現，在51年至53年左右，這個缸覆和尚相伴的靈藥事件，全國大大小小發生了十來次，影響都不小。而關於仙藥以及長生不老的傳說，在幾千年的社會進程中一直存在，靈丹妙藥存在的概念在遺傳記憶中受到深深影響，民國時期的會道門修煉熱潮中，關於長生的群體記憶得到了大規模的觸發，在這個熱潮中，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人群陷入修煉內丹以及教主賜藥的狂熱中，這個影響一直持續到80年代。

「了山和尚」事件還涉及到了民間傳承的菩薩信仰，在一個醫療條件落後，社會動盪的時代，對於菩薩的信仰無疑是人們面對現實的最好選擇。人們祈求菩薩賜福，燒香供奉，希望遠離疾病和苦難。而之後的幾年，一種新的信仰逐漸形成，1951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發行，至少印刷了兩百萬冊，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們開始認真學習這本書，未來30年這種語言將一統天下，重新構造了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在農村破除封建迷信觀念的同時，農民則逐漸形成一種新的信仰——視毛澤東為大救星，他們將過去對神靈的崇拜，轉移到了使之獲得翻身解放的毛澤東身上。

「了山和尚」是一起群體事件，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極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所說，「群體通常總是處在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過相互傳染的過程，會很快進入群體中所有人的頭腦，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正是這種暗示的相互傳染，使得所有人在無意識中對此趨之若鶩，使得事態不斷的發酵擴大。

「割卵子事件」——源於陌生人的不信任感

80年代，還在我讀小學的時候，社會上謠傳台灣要造原子彈，需要用大量的卵蛋作為原材料，然後搞得人心惶惶的，不知道怎麼回事，這個謠言就在學生裡面傳開了，每天都提心弔膽的，生怕有割卵子佬真的到來，有一天從教室窗口看到幾個陌生人進村了，也不知道誰叫了聲「割卵子佬來了」，班上就嚇炸鍋了，十來個男生馬上就跑，課也不上了，我也屬於其中一個。躲到了學校後面的山上，一直到晚上才敢下山。

「割蛋」謠言起源於1950年，當年7月在各地突然大規模爆發，謠言稱「蘇聯要造原子彈，其原料（有的說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宮、小孩的腸子。毛澤東答應供給蘇聯，於是就派下便衣部隊到全國各地割這些東西送給蘇聯。」「割蛋」的人化裝成和尚、道士、商人、農夫，他們都經過專門訓練，能飛檐走壁，白天偵查，晚上動手。割一個女人的子宮，拿到蘇聯能換三塊現大洋。有的地方還傳說：割一個人的腸子，「以腸作證」，給12匹洋布。」同時謠言明確說「割蛋」人是政府派來的。政府派幹部宣傳闢謠，又被說成是「共產黨是為了欺騙麻痹你們，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開刀」。對於政府的闢謠解釋，部分群眾甚至基層幹部，認為這是向他們放煙幕蛋，搞欺騙。有謠言說，因為「割蛋」人是政府派來的，是毛澤東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紹信就放了。所以，民眾捉到被認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無辜者因此被打死。

謠言傳播之處，民眾高度恐慌。男人晚上上房站崗，婦女並房睡覺，不敢下地幹活，行人不敢單獨走路。個別人因情緒緊張而幻視幻聽，往往在夜裡聽見狗吠而驚惶失措，望見影子大驚失色，以致發生誤會。一處喊叫，全村響應，一村呼喊，鄰村震動。

關於「割蛋」人的描述，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政府背景，有的說法是「多是穿八路的那種黃衣服」。其次是外來性，「割蛋」人一般是外地人，這與1768年的「叫魂」、1953—1954年華東地區的「毛人水怪」謠言是相同的。

大規模的謠言往往是一種集體記憶的重構，從歷史的角度看，與「割蛋」類似的謠言早已有之，並且與外國人聯繫起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有傳說，有人割男女生殖器、乳頭、胎兒賣與西藥房轉賣外國人，作造藥之用，並因此引起民間恐慌（下一個案例將會詳細提及）。而在此案例中，當時的老百姓並不了解原子彈為何物，面對當時廣播中頻繁提到原子彈一詞，非常容易讓老百姓產生誤解。特別是「彈」、「蛋」諧音，而且美國與蘇聯分別是當時兩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在民眾心目中都是「洋人」，把原子彈、生殖器的「蛋」、外國、這幾個概念聯繫起來也不足為奇了。民眾把蘇聯「割蛋」進一步聯繫起來也可以理解。

在謠言傳播過程中，被作為「割蛋」者而被打死的基本上是外來人。河北宣化一名乞丐被村民們認定是「割蛋」的，將其捉拿捆綁吊打，活活打死。甚至有下鄉檢查水利設施的國家幹部被當成「割蛋」者，被活埋。山西省陽原縣有在地里看瓜的人、外出找小孩子的人被民眾打死。不少外省的行路小商，只要口音不對，就有被扣押和打死的危險。

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就是傳統社區對外來人員的不信任。事實上，對外來人員的不信任，甚至於擴展到對自己所屬群體之外人員的成員的不信任，由此產生一些失真，甚至於轉變為謠言，這種情況今天也依然沒有消失。

「諸暨教案」——孔子與耶穌之間的戰爭

中國教會史資料，總不能避免地要正視一些事實，倘若我們不能從傳統里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那麼倒不如回到晚清的歷史舞台上，讓我們平心靜氣地看看實際導致人民反教的原因何在。

1900年6月底7月初，浙江諸暨民眾楊柳春、王紹桂在斗子岩龍王殿結盟反教。7月6日，縣屬斯宅鄉一鄉民與教民發生爭執，聚觀者甚眾，署諸暨縣候補知縣倪望重派差役彈壓，逮捕4名群眾，各判重責，枷號示眾，激起眾怒，立時聚集200人將附近天主教、新教各教堂焚毀。7日，楊柳春、王紹桂聚眾2000餘人，樹白旗起事，聲稱「奉旨保清滅洋」，8日，白旗黨毀牌頭鎮教堂，次日縣城和楓橋鎮的耶穌教堂被攻打，倪望重坐視不出。11日，白旗黨眾進入縣城，焚毀縣城耶穌教堂及洋人住宅，拆毀楓橋鎮教堂、楊家樓教堂及教士住屋，並焚抄教民百餘家，次日又燒毀會議橋教堂。13日，白旗黨眾繳守城清兵武器，擁入縣城，衝進縣衙，質問倪望重袒教抑民，倪翻牆逃跑，下令鎮壓，當場殺死4人，逮捕2人，白旗黨眾退往城外。15日，前任知縣沈劍芙會同副將胡惟貴奉命趕到諸暨鎮壓，白旗黨被擊潰，王紹桂被捕解縣殺害。事後耶穌教會迫諸暨地方賠建縣城教堂，於1901年春落成。倪望重因「疏於防範」被清政府革職。此案在1901年庚子浙江「小賠款」內賠償了結。[①]

1901年八月十五日，受到義和團和慈禧皇后密旨仇教的影響，諸暨次塢鎮俞山羊、俞周寶等人再次鬧教，拆毀了蔣家塢教堂，教友奔山航海四處逃命，之後俞周寶把教堂的材料轉造私廳（在諸暨次塢鎮混水塘頭）。[②]

「諸暨教案」是當時全國性教案的一個縮影，其根源來自於傳教士和中國士紳的互相敵視，士紳製造謠言導致民眾對洋教的仇恨。在傳教士看來，中國人祭拜孔子屬於偶像崇拜，相信「求雨」和風水更是不着邊際的迷信；在中國士紳看來，基督教則在本質上就是就是邪惡的，如果任憑這些「異端邪說」傳播，將導致「聖賢之道」的敗壞和社會秩序的顛覆。

而對於底層民眾影響最大的則是一本叫做《鬼叫該死》的書籍，《鬼叫該死》來自長沙，作者周漢[③]是一名湖南寧鄉的士紳，曾擔任左宗棠的幕僚，積功升至陝西候補道。周漢參加過湘軍，他念念不忘湘軍領袖曾國藩那一篇氣勢磅礴的《討粵匪檄》，在那篇檄文中，曾國藩號召所有讀書人都應該起來討伐天主教，「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

從1884年起，周漢寓居長沙，同時開始撰刻各種反教宣傳品，總數達到三四十種。不僅如此，周漢也督促親友一起來鼓動反教，比如「自教其諸子皆習刻字，專刻詆洋教之書」。在周漢倡議下撰刻的反教謠傳宣傳品，總數更是達數百種之多。

在宣傳各種謠言中，其中最讓一般民眾感到恐慌的，莫過於把普通的西醫外科手術當作傳教士「挖眼剖心」的說法，說是傳教士會施展妖術挖取中國人的眼睛和內臟，用以製藥或煉銀，更是不理解教會中的洗禮儀式，認為是拐賣小孩殘害用來製藥等。在《鬼叫該死》裡，他指控傳教士：「鬼叫都有妖術，切得婦女們崽腸子、奶尖子、孕婦胞胎，小孩子腎子，他拿去買去鬼商人配製照相的藥水，熬煉銅鉛，每百斤銅鉛熬得出八斤銀子。凡從叫的死了，鬼叫頭不准親人近前，要由他殯殮。他把眼睛剜了去，也是賣去配藥，還哄人說叫做『封目歸西』，你們說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哩！」[④]——魏源在《海國圖志》裡也有同樣的說法：「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⑤]魏是湖南人，且號稱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兩湖知識界影響很大。《鬼叫該死》裡的內容，既與《海國圖志》趨同，其在兩湖知識界心目中的「可信度」，自然上升不少。除了語言通俗的《鬼叫該死》，為了更直接地鼓動起目不識丁的一般民眾對洋教的仇恨，周漢還撰刻了圖文並茂的《謹遵聖諭辟邪全圖》，活靈活現地展現了傳教士「挖眼剖心」的種種場面。

所有在華的傳教士都明顯地感到，他們已經被無所不在的謠言所包圍，在這些謠言裡，他們干盡了迷姦婦女、給井水投毒、拐賣兒童、刨挖墳塋、私藏軍火等壞事。西方各國在華公使也為這些謠言的四處流布而憂心忡忡，美國駐華公使說，它們正在「系統地煽動仇恨」。終於，1891年成了西方在華教會夢魘般的一年，被謠言鼓動的民眾衝擊了揚州、蕪湖、丹陽、無錫、江陰、陽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諸暨等多個地方的教堂，把它們砸爛、燒毀，最重要的是搶走了一切可以搬走的財產。

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感受到了這件事情的棘手，一方面他認為：「各省鬧教之由，實由匿名揭帖最為禍首，挖眼殘害諸事，有圖有歌，謠傳一播，愚民竟謂目前真有是事，有觸即發。」另一方面，他不知該如何處置周漢，因為他得知，長沙的讀書人普遍對周漢「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揚言，若周漢獲罪，士民就要把長沙城內七十餘家教民殺害。

台灣學者呂實強將晚清士大夫的反教言論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拒斥教士入境與使其不能居留」；第二類是「禁止國人信奉」；第三類是「徹底驅除清除」。士大夫屢屢宣稱對付基督教要「以舌鋒攻之，筆尖殺之」，同時「設法激勵鄉紳，設法激勵眾民。賢者示以皇恩、愚者動以財貨。焚其教堂、擄其洋貨、殺其洋商、沉其貨船」；對教民則將其「下油鍋、撈其筋骨、剝其四肢、抽筋碎腦」。在士大夫的激勵下，晚清教案持續四十載，遍及全國。參加人數，少則數十人、數百人，多則幾千人，甚至幾萬人。「生命財產的損失，精神意志的挫耗，更不可以數計。率至不僅未能達成其預期的目標，反而教士、教堂與教民愈來愈多，且因反教而引發的內亂，招致的外患，使國家危及益趨深重。知識份子籌議策劃的不當，自為主要因素」。

在教案中，謠言作為最古老的大眾傳播媒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誘姦婦女」永遠是「激勵民眾」最好的引爆器。受到這些謠傳信息的影響，加上以儒家思想主導的政府在有意無意中縱容和推動，導致了以義和團為主力的全國性教案衝突。

在上述兩個案例中，普通民眾對外來陌生人的敵意是這些事件的根源所在，這個敵意這也許是源於孔飛力所解釋的「受困擾的社會」[⑥]，也許源於18世紀中國社會的封閉性，也許源於孫隆基所謂「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⑦]，也許源於朱光潛所認為的「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⑧]。孫隆基從文化心理的角度認為中國人普遍缺乏獨立人格，喜歡躲在群體中，有推卸個人責任的傾向。就算現代交通工具擴大了人們生活的範圍和半徑，但「自己人」的圈子和概念仍然存在，而互聯網似乎也給隱藏在群體背後的「怯懦與兇殘」提供了新的可能。於是對地方性的「外人」（如河南人、上海人）的鄙視和敵意在網絡上隨時可見；而當民族情感被挑動起來以後，「自己人」的圈子又隨之擴大到整個中國，繼而對外國人的咒罵總會換來一片喝彩。當人們想理解並簡化許多接踵而來又發展迅速的複雜事件時，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動力，要求他們精簡相關的信息並迅速傳播給同樣關心此事的人。在信息被不斷加工的過程中，事實就被不斷扭曲甚至顛倒了，最後只剩下一個使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核心，而這個核心信息常常與人群早已秉持的觀念或成見相吻合（他們常常產生一種「果然不出我所料」的錯誤意識）。

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這三本書都在一定程度上應用了社會人類學的觀點，來解剖清代中葉和晚清時期受謠言影響的中國社會。在它們所敘述的時期，都出現了一些只有在中國文化環境下才會出現的謠言類型，在這裡，謠言實際上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產生出這類謠言的社會是怎樣一個社會。楊念群在《再造病人》一書中則認為，近代中國的許多「所謂謠言就很可能僅僅是民間信仰的一種表達方式」。

謠言的真相

幾年前日本核泄漏事故導致的恐慌性搶鹽事件早已平息，但其背後的謠言現象仍值得反思。許多人將這一事件中國人輕信謠言看作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國民素質，並寄望於啟蒙的理性之光驅散這些迷霧。《南方周末》有一篇時評《信息通常是最好的謠言粉碎機》認為「有真相，則謠言不攻自破」，而「信息要充分供給，政府責任重大」，最終「一個信息自由流動的社會，會內生出強大的信息鑑別機制……這便是自由競爭的力量」。——這一頗有代表性的論點，體現了作者對謠言的無知和低估所導致的自信：樂觀地堅信必有一個簡單的辦法能有效地應對謠言。這種態度本身就是我們對謠言的認識還有待加深的證明。

信息自由流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眾的信息鑑別能力並削弱了謠言生存的環境（在信息流通受限的戰爭期間謠言更盛），但謠言也同樣得以自由流通。在當前國內各種司法案件中，人們相信形形色色的說法，無人知道哪個才是真相，而官方關於案件的說法始終未能說服一部分公眾輿論。在這裡，鑑別真假並不取決於信息在客觀上的真實性，而取決於一個社會標準：「凡是群體一致認為是真實的，便是真實的。」同時，在傳播中，謠言的傳播者與其所帶來的信息被視為完全同一，因為拒絕相信謠言或對謠言產生懷疑，就是拒絕傳播者本身，發生在1976年的「總理遺言」事件就是最好的案例。實際上所有的人類都容易受「真相錯覺」效應的蠱惑，這意味着我們聽到某件事的次數越多就越相信其真實性。當你一次又一次從不同的人口中聽到同樣的事情，你就開始相信他們說的話是真實的，即使它看似無稽之談。

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社區謠言逐步過度為網絡謠言成了現實，各種網絡社交軟件的應用，使得謠言的傳播速度變得更加迅速。人們相信謠言並傳播謠言，其根本還是來源於公眾記憶和遺傳記憶中的殘留信息。在「教案」事件中，正是在公眾遺傳記憶中，中國文化有正統和異端的層級分野，正統是儒家，獲得唯我獨尊的地位，其他信仰則往往因被視為異端而遭受打擊。以周漢為代表的儒家正統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思想的衝擊，而周漢充分把當時民眾對太平天國「拜上帝教」的仇恨，利用謠言把衝擊的矛頭引向了傳教士。由周漢影響而製造謠言導致的「教案」事件，用現代眼光來看無疑是一場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但是在當時卻得到了大部分民眾以及上流社會的支持，慈禧太后和曾國藩等人的默認更是進一步導致了事件的升級。而對於這次針對「外來勢力」的暴力事件，在之後的歷史中一直被稱為正義的行為，當前的歷史教材中無一例外的把義和團作為「扶清滅洋」的典範，而把針對平民的教案事件發生的原因描述為外國敵對勢力侵略矛盾導致。由此事件導致的「剜眼挖心」的謠言群體記憶一直保持和影響到現在，例如前面案例中的「割卵子事件」的發生。

《謠言心理學》[⑨]和《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⑩]都指出一個重要事實：一個虛假信息和一個真實信息在傳播中是完全一樣的。認為「有真相，則謠言不攻自破」的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面對洶湧而來的信息，人們通常完全無法鑑別哪個才是真相。何況，謠言常常自稱它才是真相。在傳播過程中，並不是說真相就能自動擊敗謠言，相反，它和謠言是平等的，對公眾來說常常只是「又多了一條信息」而已。《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正確地指出：「闢謠從來都不是一個信息的消除，而只是添加了個信息，人腦只能增加信息。」更糟的是，按Cass R. Sunstein的《謠言》中的觀點，「對錯誤觀點的糾正反而會強化我們對錯誤觀點的堅持」，闢謠有時適得其反：如果一個公司試圖澄清一則有關公司目前困境的謠言，更多的人可能反而會相信這個謠言。任何證據也不能使謠言閉嘴，因為從本質上說，謠言是不需要證據的。

後記

謠言的研究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領域，而是橫跨心理學、傳播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的交叉研究，這些學科各自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讓我們能更好地了解謠言。或許可以這麼說：謠言就像是一個與社會肌體共生的病毒，它極其古老而頑強，沒有哪個社會能清除掉謠言——事實上它有時還需要它。如果我們真正理解了謠言，也就真正理解了產生它的那個社會。

[①]原載《義和團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②]《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卷五，民國十三年版。

[③]周漢（周振漢），字鐵真，筆名「周孔徒」，湖南寧鄉縣人。青壯年時期，曾在新疆湘軍中佐劉錦棠幫辦營務，後升任陝甘候補台。

[④]《鬼叫該死》，收錄於《清末教案第6冊》，P615-619。

[⑤]《海國圖志》卷二十七，嶽麓書社，2011，P882。

[⑥]《叫魂》，孔飛力著，陳兼翻譯，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P302。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當代美國中國學著名學者，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繼美國現代中國學創始者費正清後，引領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到新方向的學術大家。著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⑦]《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孫隆基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P63-82

[⑧]《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朱光潛著，《周論》，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P3-4

[⑨]《謠言心理學》奧爾波特，劉水平，梁元元，黃鸝 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03版

[⑩]《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法）讓-諾埃爾·卡普費雷， 鄭若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