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決定改寫命運

來源：虎嗅網

世界高速運轉，女性投身其中。「她們」自我意識的覺醒已成影響社會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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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常芳菲

從履歷上看，錢佳楠是「人生贏家」的代名詞。

18歲被復旦大學提前錄取，19歲的第一部短篇小說《西村外》就拿到復旦望道傳媒首獎。畢業6年後，她放棄穩定的教職，決心去英語世界試試，「額頭碰到天花板」似的申請到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碩士。「愛荷華作家工作坊」這個最早也最負盛名的工作坊，在82年間除了培養出眾多普利策獎得主（包括保羅·哈丁、特雷西·基德爾等）之外，也為美國文學確立了全新的標準。現在，32歲的她即將赴南加大攻讀英語系博士學位。

但實際上，一個少數族裔的女性想要在英語世界立足，難度不亞於讓美國作家從頭學習唐詩宋詞。此前，鮮少有成功模板可供參考。她只能在一片大霧中獨自行走。沿路很多人都說她不行：「你就只能寫上海，你就把上海寫寫好就夠了！」

而疫情讓這一切更不確定了，錢佳楠即將前往南加大攻讀英語系博士學位，最新的消息是，南加大決定線上授課，根據最新的留學生政策，線上授課的學生有被迫離境的風險。

對很多人來說，成為一個職業作家僅僅意味着要穿越天賦、勤奮、審美的重重窄門。

而對錢佳楠來說，漂亮履歷的背面是她拼命向上，以此來克服貧困本身重力的故事。

二十一世紀開端，城市化飛速發展伴隨着千萬工人「我不下崗誰下崗」響亮而惶惑的聲音。

時代猝不及防地掀起煙塵，重重落在許多家庭頭上。父親的兩次下崗，讓錢佳楠的生活從普通降格成貧困。

如今「貧窮女孩」已經成為一個輕飄的梗。我們在買不起限量球鞋、高端護膚品、偶像演唱會門票的時候常常發出感嘆，自嘲是「貧窮女孩」；Up主們也以「貧窮女孩愛用物」的主題推薦各類護膚品和生活用品。

實際上，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浪漫化的貧窮與真正的匱乏毫無關聯。

因為貧窮，這個家庭永遠把花錢當作大事。

兩年前的此時，錢佳楠在愛荷華（Iowa）聽說母親中風消息的時候，距離母親病發已經過去了一周。此前，母親已經因為腦瘤動過手術。

母親中風惡化，是因為沒有及時治療。錢佳楠想買一個輪椅給她。母親一口回絕，說一瘸一拐可以走；她囑咐父親要打出租車去給母親跑腿，但在一個悶熱的午後，父親還是騎着電動自行車穿過了整個上海。

其實錢佳楠早在12歲就知道這種匱乏的真實含義。

它意味着早慧。

彼時錢佳楠小升初還需要電腦派位，小學最後一次家長會上，班主任對每一個家長說：如果你不想你女兒14歲就懷孕，就找找關係，不要讓她去對口的學校。

話說到這個份上，錢佳楠母親行動起來，托遠親讓她去了另外一個學校。擇校費足足8000元，區級三好生的身份免去1000，最後，她母親交了7000元，相當於這個家庭一年的收入。那張減免擇校費的收據很長時間都壓在抽屜里，也壓在錢佳楠心上。

她至今都記得母親當時說了這樣的話：「我跟你爸能力有限。接下來念書和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我們幫不了你。」

從那之後，一切物慾都有了金錢的重量。

她不捨得跟同學去12塊一小時的溜冰場，藉口父母在家，溜不出來；她從小就懂得怎麼體面地拒絕玩具店的誘惑。玩具店阿姨拿毛絨玩具逗她，問她要不要。她就說，我們家裡多得是，不買！母親把這件事當作女兒懂事的談資在親朋好友中炫耀，但錢佳楠知道，自己最喜歡毛絨熊。直到今天，朋友還會從世界各地給她帶學院泰迪熊當做禮物。

它意味着親子關係的罅隙。

父親下崗之後做了小區保安，少了點上進心，於是拿了一輩子最低工資。錢佳楠叛逆期的時候，父親每次騎自行車去學校接她放學，因為父親常常都以不修邊幅，拖鞋背心的樣子視人，他總被指定好，要等在和學校隔一條馬路的地方。

當溫飽、賺錢成為頭等大事，給家人的愛難免缺斤短兩。錢佳楠大學4年，捱過上海的冬天只靠一床被子。實在太冷，她就拿一個巨大的毛絨熊壓在腳上。她和母親提過好幾次，但最終，被子也沒有多一床。被子慢慢變成了一個象徵。「那個時候我母親很忙，忙着掙錢，我也可以理解她。但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又像化不掉的冰一樣插在兩個人中間。」她對我說，「被子的事情就在我心裡不斷升級。認為是不是她不夠關心我，是不是錢比我更重要。」

而對錢佳楠，一個作家來說，貧困意味着永遠有比實現文學夢想更迫切的事情等着她做。

長時間拮据的生活，讓錢佳楠時刻繃緊一根弦——要考慮錢，永遠要想，是不是先做一個更保守的決定。

而更重要的是，她深知，把家庭拯救出泥潭的重擔也落在自己身上。

好好讀書只是最基本的步驟。在半自傳小說《不吃雞蛋的人》裡，女高中生周允有一張從凌晨5點開始到熄燈的嚴格作息時間表。錢佳楠對自己更苛刻，因為不知道自己會選文科，為了保證年級排名，她一直拿理科的競賽題做練習。有時候學生會的宣傳工作耽誤複習，她凌晨4點就會起床，帶着自備的應急燈，到公共盥洗室的台子上寫作業。

「麥斯威爾的速溶冰咖啡，我要喝整整三包，才能把一天撐下來。」她記得一清二楚。

真正知道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作家，是錢佳楠19歲的時候。外公去世，她寫的《西村外》拿到當年復旦望道傳媒首獎。一個中文系的教授，同時也是當年的評委託同學來說想要見一見錢佳楠，當面說了很多鼓勵她堅持寫作的話。

她自己「心裡也有杆尺」，寫出來就知道自己靈氣夠。可即便如此，她也沒敢想把寫作當成職業。

她知道，那個每年更新一次的作家富豪榜，不可能和一個1988年出生的嚴肅文學作家有什麼關聯。

「寫純文學的人，靠稿費根本不能養活自己。大部分人都需要一個正職，業餘時間寫作。」她說。何況，她還有一個家庭。為了避免父母跑去找柏阿姨（《新老娘舅》著名嘉賓）哭訴女兒不爭氣，她也不能任性。

整整6年，錢佳楠的生活以黃昏作為精準分割線。

白天，她是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的一名IB教師。夜晚，她回到一戶室十幾平的家裡開始閱讀、聽公開課、寫作、給各種報刊雜誌供稿。睡眠太奢侈，每天最多三兩個小時。她用夜晚來追回已經喪失的白天，她用燃燒自己的方式接近夢想。早晨六點，她又要去趕早班地鐵。

很長一段時間裡，錢佳楠的簽名都是佩索阿的句子——在白天，我什麼都不是。到了夜晚，我才成為我自己。「白天就是做一份全職工作（full-time job），我會完成必須完成的職責（duty）；但晚上的寫作才是我的事業（career）。」她對我說。

白天，她為了養活自己，為了消除貫穿自己青春的羞恥感而工作。她總覺得是自己不夠本事，才讓一家三口蝸居在十幾平米的小屋裡，讓父母常常為了天花板漏水這樣的小事爭吵。而在母親和各種親戚朋友的嘴裡，別人家有本事的小孩已經「收回」了父母的投資、年薪幾十萬、進了微軟、嫁了厲害人物。

到了夜晚，她寫貧困和因此齟齬叢生的生活。她筆下沒有金光閃閃、殺氣騰騰的外灘、南京路、陸家嘴。她用筆尖劃開城市上空的旖旎幻景，去寫它的反面——工人新村里因為常年不洗澡被離婚的下崗工人、聚會上用酸溜溜口吻譏笑她吃不起一菜一湯的親戚。

「我每個月都會發超過一篇文章或者小說。有些稿子不一定發在了很好的刊物上，但它給錢多，我就會寫。在那個階段，我都在設法賺錢。」她說，「我想得很實際，我不能再和父母住在這個小房子裡，我要把他們弄出去。」

「二十多歲的一天要比六十多歲的一年更值得擁有。」她不斷告訴自己。

周而復始，她用燃燒自己的方式度過了6年，直到自己勉力攢夠了錢，讓父母搬進寶山的公寓樓。

這樣生活數年的後遺症是，一碰到記者問「如果重新過20歲這10年、如果回到過去」此類開頭的問題，她的第一反應永遠是，我不要。她的母親如今也說，你過去真的太辛苦。

去美國愛荷華讀創意寫作是一個大膽的決定。意味着要斬斷過往的全部生活和寫作經驗。她必須重新接受成為一個初學者、重新默默無聞。

此前看似安穩的幻像最終被復旦師兄梁捷的一個提問戳破——你這麼努力，你為什麼還是沒有寫出好東西來。

錢佳楠瞬間知道自己的寫作和生活都進入窮途末路。上海主題的敘事一再重複，似乎每個主人公身上都有錢佳楠的影子。而我們知道，當一個作家頻繁調動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人情感，就意味着寫作陷入了某種瓶頸。

生活同樣如此。她甚至連尋求搬出去獨立生活都不可能。母親給出的理由是「嫁人之後有人管你，嫁人之前，我要管好你」。而一向支持她所有決定的兩個表哥，這次也站在了母親一邊。「我在家裡就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錢佳楠說。

但到了今年，錢又變成一根弦，緊緊繃着。南加大所在的洛杉磯是一個大城市，一切花費都與在小城不同。

「我快被洛杉磯的房價逼瘋了。我之前可以每年有一筆固定的錢留給父母養老，但之後，這筆錢就需要我額外去掙。」錢佳楠說，「每個人對安全的理解不一樣，我是更會為掙錢焦慮的人。

儘管母親的中風在這兩年漸漸有好轉的跡象，但父母的衰老同樣讓她不敢細想。她更懼怕自己每次要伸手夠到夢想的時候，就有種不明的力量把她拽回原地。在親情和夢想之間，她暫時選擇了後者。父母絕不會以不負責任的罪名來指責她，「可那個批評的話語早就內化在我腦子裡。」她說。

然而用英語去實現夢想更不容易。外國人、外來者，是貼在她身上的標籤。相比起種族歧視，「隔絕感」同樣難捱。

儘管她有一個平靜快樂的朋友圈和微博，但在給友人的信里寫：我感到自己在這是一個Alien（外星人），我每天都覺得自己要溺亡。在這個絕大多數人都來自英語為母語國家的工作坊里，錢佳楠是個外來者。幾乎只有她會把日常用語和書面語混用。

同學評價她的作品只有張力而缺乏衝突。西方文學界並不理解中文的「閒筆」，每次碰到這類與主線無關的段落，教授和同學都傾向於讓她刪掉。有一次，因為一個失敗的小說被宰殺（butcher），情況慘烈得讓她打起退堂鼓。

上升通道同樣狹窄。寫作基金競爭激烈，多數刊物發表不給稿費，但這並不意味着發表難度隨之降低。

在這個全新的世界，錢佳楠永遠不夠自信，要抖抖豁豁地尋求幫助，沒有辦法像美國人那樣，時刻散發出——我應當得到矚目和尊重的氣場。

沒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以「徹底決裂」的笨辦法努力。她每天五六點鐘起床，儘量8點前出門去圖書館，當中有課就去上課，沒課就待在公共自修室，直到晚上。

每周，錢佳楠只留半天時間閱讀中文。其餘時間，不僅聽說讀寫都是英文，同時還要背——她可以背誦喬伊斯《都柏林人》中除《死者》之外的所有小說，只希望有一天喬伊斯的天才可以進入自己的口吻。這樣的閱讀方式像水蛭一樣吸光她所有的時間。

直到一個用詞。錢佳楠在雨景描繪中用了Impinge（撞擊），許多同學在看到這個詞的時候都在下面劃了線。她立刻改成更常規的fall（落下）。而她非虛構寫作的同學支持她用回impinge，說在需要激起不安的語境下，這個詞更合適。這個詞就是她從喬伊斯的小說里「盜來」的，他的光芒終於照進了錢佳楠的故事裡。

同樣的困境，嚴歌苓也碰到過。

「那時我一個小時英文閱讀極限是7頁，而我同學是30頁～50頁。但我有減免睡眠的自由，有強記硬寫的自由，也有暫時戒掉娛樂、party、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嘔心瀝血、絞盡腦汁，拿出稍新一些的讀書闡述和規定作業的自由。　　 　　當然，我也有完全自由去做一個三十年代亭子間裡小作家，在功課打工的夾縫裡寫寫小塊文章，拼湊報紙版面，去掙房錢、糧錢。最有價值的自由，應該是小說選材的自由。」

現在，錢佳楠也享受到了這種可貴的自由，仿佛推開了一扇大門。

「我現在可以寫各種各樣的東西。我最近發表的英語小說（譯作《倉頡造字鬼夜哭》），把中國上古時期夏啟時代的傳說和印第安傳說融合在一起，是一個類似神話的小說。我的另一個新小說沒有中國人的角色，是一個完全的美國故事。真的什麼都可以寫。」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讀完她的一則小說，甚至有人評價，進入英語世界之後，她成了「莫言」。

成為一個非英語母語寫作者會成功嗎？她不確定，她甚至做好60%～70%要失敗的準備。可這重要嗎？

日本導演黑澤明曾對青年導演說：如今年輕人剛起步，就在琢磨趕緊到達終點。但如果你去登山，教練告訴你的頭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看峰頂在哪兒。盯着你腳下的路。

就像她在《有些未來，我不想去》結尾處寫的那樣：

我的未來，一如我的過去，都瀰漫着茫茫大霧。唯有在霧中前行，我才能看到最切近的路上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