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馬雅可夫斯基的烏托邦及……賭注

《生命是賭注: 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與愛情》，[瑞典]本特·揚費爾德著，糜緒洋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版，736頁，148.00元

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和他的「樓梯詩」我們並不陌生，二十世紀初葉俄羅斯先鋒派前衛藝術如何與十月事變一拍即合也是我們聽過的故事，但是有更多的細節和真實過程仍然是未知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俄國文學教授本特·揚費爾德的

《生命是賭註：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與愛情》

（原書名:

Med livet som insats: berttelsen om Vladimir Majakovskij och hans krets

，2007；糜緒洋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

不僅是一部有權威性的馬雅可夫斯基傳記，更是那個時代的真實記錄。作者從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創作與他的朋友圈入手，展示了一幅文學與時代政治的驚心動魄的歷史圖景。馬雅可夫斯基與布里克夫婦的愛情與友誼，激情、欲望的漩渦激流，政治與美學先鋒派的相纏相鬥，高層陰霾與特工魅影，在時代風雲與個人命運之間呈現的悲劇色彩與英雄氣概，所有這些都扣人心弦。一口氣讀完這部超過七百頁的傳記，最令我感慨的是兩點：一，馬雅可夫斯基將自己把自己奉獻給了那場革命，最終也被它吞噬；二，一個陽光燦爛的四月早晨，一顆手槍子彈擊碎了三人行的愛情與友誼組合，「也預言了三十年代噩夢的降臨，它殺死了曾經的烏托邦理想」

（第3頁）

。關鍵是「殺死了曾經的烏托邦理想」，這才是詩人生命的真正「賭注」。

馬雅可夫斯基在中學時代就涉足政治，革命是他的最大啟蒙者。坐牢，閱讀文學，進入俄羅斯先鋒文藝的圈子，他的羅曼史和嗜賭史也由此開啟，從此他無法逃脫在藝術、政治和愛恨情仇之間的殘酷撕裂，直至死亡。他對政治的敏感與天真是一種奇特的結合。1912年底，未來主義者們的第一本合集《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刊登了馬雅可夫斯基的兩首實驗詩《夜》與《晨》。他們以到外省各地巡迴演講的方式向社會宣傳自己的美學運動，有些地方的警察因馬雅可夫斯基在政治上有前科而禁止講演，有些地方則派了很多警察出現的會場上，馬雅可夫斯基對此感到非常激動：「除了我們，還有哪個詩人能配得上這番大場面……一行詩能抵十個警察。這才叫詩！」

1917年爆發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成立臨時政府，引發了社會各階層改革社會的政治熱情，作者描述當時的社會氛圍是「政治的春天降臨，空氣中充滿了自由的氣息」。「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推翻專制後俄羅斯政治的未來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籠罩在上空的仍是獲得解放的歡快之情。」

（112頁）

在二十世紀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轉折時刻，在日後的歷史回顧中總是令人噓唏不已。在革命、解放、自由的氛圍陶醉之中，馬雅可夫斯基期待的是藝術創作的自由，他的口號是「俄羅斯的政治生活萬歲，不受政治干涉的自由藝術萬歲！」。後來所有事實都證明，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是浪漫的和不切實際的，他在革命激流中壘起了自己的烏托邦。

「十月革命」後，許多人都認為布爾什維克下台只是個時間問題，馬雅可夫斯基採取的是觀望態度，他沒有寫頌歌迎接十月革命。1917年秋天寫的《我們的進行曲》和《革命頌》只是籠統地表現了高漲的情緒，並末對任何具體的政治路線表示支持。但是與此同時他正在寫的《給俄羅斯》卻在內容上有本質差異。詩中的「我」是一隻「舶來的鴕鳥，/長着詩節、格律和韻腳的羽毛」，它成了異鄉之客，最後發現什麼變化都沒有發生，「好吧，用冰鄙的一抓把我撕扯！/ 用風的剃刀刮我的羽毛。/ 就讓我，/ 一個舶來的異鄉客，消失於所有十二月的狂暴。」這就是他對革命的矛盾態度，在革命漩渦中他永遠是「舶來的」，是永遠的「異鄉客」。揚費爾德在注釋中還談到一個重要的事實：這首詩在1919年首次刊登時被錯誤地標為1915年或1916年的作品，這裡隱藏着政治上的原因：1919年的「政治正確」已不再允許宣稱這樣的詩是1917年寫的。

（119頁）

做過文本校勘的，對這種時間政治學或許也不陌生。

革命後在莫斯科的「詩人咖啡館」既是未來主義藝術家的，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聚集地，這當然不是巧合。1918年4月14日「詩人咖啡館」被取締，與契卡消滅政治無政府主義的日子(4月12日）幾乎重合，這正好標誌着俄國革命的無政府主義階段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終結。1918年1月，盧那察爾斯基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成立了造型藝術處，主要任務是改革藝術教育。正如作者所說，這個機構的組建從根本上改變了俄羅斯先鋒派的遊戲規則。

（158頁）

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秋全面接管了政權，國民必須做出最後的選擇：是贊成還是反對。季諾維也夫警告那些還在觀望的知識分子：身處這個時代，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同志們，我們別無選擇。」

（159頁）

於是許多從前的懷疑者和批評者都放棄了原先的立場，開始接受新的政權。

當然，只要願意合作，在初期還是有一段好時光：造型藝術處也歡迎未來主義和先鋒派，甚至成為他們的堡壘；從1918年秋季開始，「先鋒派」、「左翼藝術」和「未來主義」似乎已成為近義詞。但是，這種景象只是曇花一現，當局對未來主義者的敵意很快表現出來。從1918年底到1919年初，當局對未來主義者的批判越來越頻繁和猛烈，「未來主義棺材上的最後一顆釘子是由列寧親手釘下的，後者聲稱未來主義者『往往把最荒謬的矯揉造作的東西冒充為某種新東西，並且在純粹的無產階級藝術和無產階級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種超自然的和荒謬的東西』」。未來主義者失去了報紙陣地，造型藝術處的人員組成也有了變化，俄羅斯先鋒主義作為國家官方文化意識形態的短暫時期就此告終。

（164頁）

1920年3月馬雅可夫斯基寫完了革命長詩《150000000》，該詩出版後他就寄給列寧，並「致以共產未來主義的問候」。沒想到列寧非常反感，認為該詩「胡說八道，儘是蠢話，十足的蠢話，裝腔作勢」。馬雅可夫斯基對此感到既憤怒又絕望。1920年12月，黨通過了《關於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決議，宣布未來主義是「荒謬」和「扭曲」的。馬雅可夫斯基在那首起初叫《第四國際》、後來改名為《第五國際》的長詩中作了回應，對此揚費爾德強調「必須在1921年詩人和黨的領導層之間發生衝突的背景下來審視它。面對黨的領袖的尖銳指責，先鋒派詩歌的領袖報之以詩行，這些詩讚頌革命的精神實質，並且捍衛詩人與當局平等對話的權利。」

（197頁）

應該注意的是，在領袖與詩人的對立衝突中，關鍵的問題不是詩人不革命或者反對革命，而是由於詩人堅持要進行徹底的革命，即精神革命；不是詩人要脫離工人和無產階級，而是要真正聯合工人進行精神革命。這是否也是他的烏托邦？

1921年初在鎮壓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叛亂之後，領導層被迫推行新經濟政策，以挽救危機。但是經濟自由化必須用強化的政治控制來作為補充。結果是契卡獲得更大的權力，文藝界的第一批犧牲品是古米廖夫和勃洛克。前者被控「積極協助起草反革命宣言，並承諾在起義時幫助一群知識分子和舊軍官與該組織建立聯繫」，三周後被槍決；後者得了重病，高爾基等人請求中央同意將其送去芬蘭治療，卻未獲批准就去世。作者的評述是：「古米廖夫是1917年後第一個被處決的作家……體現出的不僅是對生命的蔑視，還有對知識自由和藝術創作的態度。釋放給知識階層的信號非常明確：缺了你們也沒啥大不了的。」

（203頁）

而「勃洛克的死標誌着一百年前由普希金開創的偉大俄羅斯詩歌傳統的終結，也標誌着公民要看上面的臉色才能生存下去的新時代正式拉開帷幕。找到了比沙皇時代禁書更為有效的方法：直接解決作者。如今，一個垂死之人能否被送去芬蘭療養都不再是他自己能夠決定的了。」（207頁）1919年9月十位著名學者接連被捕，高爾基向列寧提出抗議和質疑：「除了是絕望的表現、意識到軟弱的表現，或者，歸根結底，是想為我們自己沒有天賦而復仇的表現外，這種自衛手段還能意味着什麼？」後者在回應中斷言逮捕是正確且必需的，並且嘲諷「那些自詡為民族大腦」的知識分子「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大腦，而是大便。」

（208-209頁）

1921年10月，高爾基離開了俄羅斯。

1922年3月5日，政府報紙《消息報》刊發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開會迷》，這是對蘇維埃體制日趨增長的官僚化進行的一次機智、兇猛的抨擊。這首詩受到列寧的正面評價，馬雅可夫斯基正確理解了這一政治信號：只過了兩天，他又發表了一首關於同一主題的詩《官僚頌》。如何看待他的「時來運轉」？作者說「這一切看起來又很有損尊嚴，因為馬雅可夫斯基被置於——他也將自己置於——一種依賴於領袖恩典的境地。他明白這一點嗎？他是否明白，創作這樣的作品會給他的天賦——以及詩人的聲譽——帶來極大的貶損？其他人都明白。在那些擔心馬雅可夫斯基會滑向功利藝術和政治忠誠方向的人中，就有帕斯捷爾納克和曼德爾施塔姆——拒絕用自己的詩歌來順應時代與政黨要求的兩位蘇聯領銜詩人。」

（229頁）

這是歷史的大哉問：你明白嗎？

1922年秋季的一個重大事件是根據列寧的指示，一百六十多名哲學家、作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數學家和其他知識階層代表被驅逐出蘇聯，目的是在任何政治反對派尚未形成前便消滅它，托洛茨基說這是「布爾什維克式人道主義」的一種表現。無法知道馬雅可夫斯基對這些事件的真實想法，他很可能認為驅逐是革命成功的某種必要條件，也是那些選擇站在革命一邊的人通常的想法。因此他和其他留在蘇聯的作家都沒有提出抗議，甚至都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作者認為「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正在俄國發生的道德貶值。在沙皇時期，當局如若做出這種行徑，一定會引起強烈的抗議。」作者接着補充說，「沉默也反映出布爾什維克在知識階層和全體民眾中施加的壓力——這要歸功於契卡。」

（259頁）

實際上，馬雅可夫斯基的二重性和烏托邦貫穿了他在革命後的全部創作，他既要革命和共產主義，又要有真正愛，既希望藝術獨立，又願意表示詩歌應該服從政治，甚至認為詩人有義務完成「社會訂貨」。揚費爾德分析馬雅可夫斯基是想表明自己並非「同路人」，而是比黨本身更為共產主義，渴望得到理解。

（390頁）

另一件事件是1928年3月國安機構宣布揭露了所謂的「資產階級專家」在頓涅茨克礦區沙赫蒂的陰謀，接着進行了充滿偏執妄想的政治氛圍的審判。馬雅可夫斯基馬上在《共青團真理報》發表了詩作《暗害分子》，支持對工程師們的政治指控。作者認為「這首詩寫得粗陋原始，在政治上非常天真；或許馬雅可夫斯基是接受訂貨寫了這首詩——當時《共青團真理報》是他的主要僱主。但這並不是辯護的理由。」

（446頁）

那麼，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在揚費爾德看來，「馬雅可夫斯基既不是機會主義者，也不是犬儒，但他在政治上太天真，因為渴望參與建設一個全新的、更好的社會，他表現出的盲目使他無法看出類似案件實際上阻礙了這種發展；……但他並不嗜血，在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他也明白帕斯捷爾納克明白的那個道理—— 暴力並不是出路。」

（447頁）

也是在1928年1月，他寫了一首題為《皇帝》的詩，講的是1918年沙皇家庭被處決的事件。在詩中，十年後詩人來到沙皇家族屍骸被拋棄其中的礦井前，他說：「共產主義者和人/不能夠殘忍嗜血。」他認為即便從共產主義的倫理來講，殺害沙皇一家也是不道德的。

（449頁）

接下來的1929年用斯大林的話來說是「大轉折的一年」，意識形態清洗在8月以對鮑里斯·皮利尼亞克和葉夫根尼·扎米亞京的批判達到最高潮，這兩位作家因在國外發表自己的作品而受到譴責。巴黎僑民報紙《最新消息報》的一位評論家寫道：「這是自俄羅斯文字誕生以來，俄羅斯作家頭一次不僅承認審查制度的存在是有益的，還譴責試圖通過在境外出版來逃避審查的做法」，「沙皇政權數百年來沒能做到的事，反動年代最殘暴的『精神扼殺者』未曾想過的事，如今在最短時間內用最簡單的方式實現了——即宣布實行某種作家連環保制度。如今在審查領域的創新可真不小：他們用對書籍作者的審查權代替了對書籍的審查權。」

（517頁）

根據組織的要求，作家們紛紛表態支持批判，馬雅可夫斯基也發表了題為《我們的態度》的聲明，在承認自己沒讀過皮利尼亞克等人在國外發表的作品後，他表示「我將完成的文學作品視為武器。……在烏雲愈發密布的今天，這相當於在前線叛變。」

（同上）

揚費爾德對此的評論是，「他的做法也表明，不僅僅是整個蘇聯社會，就連馬雅可夫斯基個人在這段時期也遭受了道德貶值。」

（518頁）

在書中作者不斷談到契卡與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圈的關係，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內容。革命後的蘇俄情報機構與知識分子、藝術家的關係籠罩着種種神秘的氛圍，作者在書中敏銳而又審慎地論述了這個主題。1920年6月8日，作為文學和語言學家的奧西普·布里克成為了莫斯科契卡「第七秘密處專員」，作者不知道其背後的原因，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奧西普被認為足夠可靠。該處的職責包括監督過去的「資產階級分子」，而布爾什維克對這些人的了解很膚淺。這對一個知識分子意味着什麼？據說謝爾蓋·葉賽寧寫了兩句詼諧短詩，被人貼在奧西普家的門上：「你們以為這兒住着語言學家布里克？/這裡住的是為契卡賣命效勞的諜特。」

（176頁）

不過，奧西普為契卡工作的事情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國外僑民中都不是秘密。作為他的朋友和親人，馬雅可夫斯基和莉莉也不覺得這是一件讓他們覺得可恥的事，作者指出契卡分子當時在他們眼裡是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英雄，不能以今天的目光來看待當時蘇聯人對歐格別烏（契卡是其前身）的看法。

（521頁）

另外，無論他的職責是什麼，只要他能夠和願意，便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保護那些被盯上的人。更不要說為契卡的工作幾乎打開了通向所有地方的大門，為自己要辦的事情提供了很多方便。1923年12月底以後，奧西普就不再為格別烏工作，但人脈關係顯然還留着。馬雅可夫斯基在1926年結識了烏克蘭在歐格別烏領導人瓦列里·戈羅扎寧，另外一個重要的格別烏人物是雅科夫·阿格拉諾夫，他成功混入了莫斯科的各個文學圈子，甚至有傳言說莉莉向阿格拉諾夫提供了有關知識階層動向的情報，並在某段時期與他保持着親密關係。作者認為有很多跡象表明莉莉的確向安全機構的員工提供了她認為他們會感興趣的情報，麗塔·賴特則講過了莉莉有一次試圖招募她在柏林的俄僑圈子當線人。作者承認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525頁）

在俄國革命的領導層中，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和布哈林與革命後的文藝尤其是先鋒文藝的關係也值得重視，他們在不同發展階段中代表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緩和甚至不乏自由色彩的傾向。1925年7月發表的由布哈林起草的《關於黨在文學領域的政策》中有一項具有原則意義的重要內容是黨支持「不同小組和不同派別的自由競爭」，但是黨不能在文學形式領域中將自己束縛在任何一個流派上，在對文學進行總體領導的同時，不應支持任何一個文學派別 。這份決議得到絕大多數文藝家的支持，作者認為無論同時代人還是後來的分析者都將這份決議視為「自由主義」的。但是揚費爾德同時也指出，令人擔心的是許多作家正爭先恐後想成為寵兒，而他們過去曾堅定地反抗沙皇的審查制度，也曾在十月事變後反對以政治控制文化。托洛茨基對當代文學和未來主義的分析表明他有很強的洞察力，曾向馬雅可夫斯基詢問未來主義的美學理論，後者於1922年9月1日給他回復了《關於未來主義的一封信》（後收入馬雅可夫斯基全集，但未標註收件人），詳細論述了未來主義的美學特徵。但是「儘管如此，托洛茨基仍是根據政治價值而非美學價值來評判文藝作品這種蘇聯傳統的首創者之一。」

（363頁）

寫於1929年12月的長詩《放開喉嚨》標誌着作為一個貨真價實詩人的馬雅可夫斯基的『回歸』」。詩中「表達了詩人那些不為同時代人所理解的情感——孤獨感和孤立感。……《放開喉嚨》是一個響亮的政治宣言，但在其中也能聽到我們在其早期作品中遇見的那種痛苦和絕望……《放開喉嚨》實際上就是詩人的告別。」

（560頁）

1930年4月14日，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在房間開槍自殺，「從這一刻起，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就掌握在了以歐格別烏為代表的國家政權手中」。晚些時候，所有報刊編輯部都收到宣傳指令，規定馬雅可夫斯基的死訊只允許通過俄通社傳播。

（610頁）

歐格別烏負責組織葬禮，指派特工去了解公眾的情緒，《真理報》公布自殺消息以統一口徑：「自殺是出於純粹的個人原因」。然而，在以後的歲月中詩人還要經受第二、第三次死亡。在他死後幾年遭受社會的冷遇與遺忘之後，由於莉莉寫給斯大林的信而被迅速「封聖」，他的生平和作品被按照政治準則進行清洗、重塑，他的名字出現在紀念碑、城市街道和廣場上，帕斯捷爾納克說這是詩人的第二次死亡。第三次是當蘇聯的大廈傾塌時，詩人再次從課本與書店的貨架中消失，馬雅可夫斯基再次死亡。他身後發生了兩次死亡，但他都是無辜的。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