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女性寫作到中國女性主義

戴錦華

張莉

主題：《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發布會

時間：2020年10月16日晚7點

地點：SKP書店

嘉賓：戴錦華 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文化中心主任

張 莉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女性文學研究新一代領軍人物

主持：季亞婭 《十月》雜誌副主編

張愛玲、蕭紅、丁玲們

在這條路上遇到了什麼

最終使她們成為第一代女作家

季亞婭：首先請出戴錦華老師。戴老師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領軍人物，她的工作包括三個部分：大眾文化研究、電影研究、女性文學研究。戴老師在1989年和孟悅老師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被譽為「中國當代女性理論的發生之作」。接下來《涉渡之舟》，是對上世紀80年代女性寫作情況的回顧。戴老師另外的著作還有《霧中風景》《隱形書寫》。

張莉老師，是我們今天活動的主題——《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一書的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女性文學研究新一代的領軍人物。代表作還有《姐妹鏡像》《遠行人必有故事》。

張莉老師不僅在學術研究領域卓有成效，她更是一位熱情推動女性寫作現場的行動者，充滿熱力和激情。她前兩年推出的「中國作家性別觀調查」，有100位作家參加，成為當年年度文化事件。

近些年她在這個領域持續生根，編輯、出版、主編了《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還跟《十月》雜誌在上半年聯合推出「新女性寫作專輯」，探討現在這個年代女性寫作要怎麼做，不光是理論意義上更是創作實踐上的探討。

這本《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是張老師的博士論文。初名為《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是對戴老師《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這一經典的致敬，體現了後輩學者是在前輩學者打開的精神穹廬和問題意識底下進行思考。請問，「之前」指的是什麼？是什麼發生學上的方法論嗎？

張莉：1989年戴老師她們出版《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時，我還沒大學畢業，還沒有讀到這本書。等我大學畢業、工作、生小孩之後，考上清華大學的研究生，研一正好是孟悅老師給我們上課。我才讀到這本《浮出歷史地表》，它完全打開了我另外一種視野，那時有種眼前非常亮的感覺。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戴錦華老師，之前在一個中等城市過着日常生活的我實在有點孤陋寡聞。自此，戴老師成為我的偶像。我是她多年的讀者，她引導了我的研究和寫作。

那本書一直在我枕邊。上課的時候，孟悅老師也跟我們討論過它。它影響了我對張愛玲、蕭紅、丁玲等現代女作家的理解。讀完這本書我自己的問題是，她們是怎麼成長為作家的？她們在成長為作家之前是什麼樣子？於是我的碩士研究慢慢關注到第一代女學生。我注意到這些女作家都是當時的女學生，也就是「五四」運動中的第一代女大學生。我非常好奇這些女孩們在考上大學之前經歷了什麼？

最初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女學生與現代愛情話語的建構》，後來到北師大跟王富仁老師討論，他建議我不如關注文學的問題，因為愛情話語實在是一個太龐大的問題。他說：「你要討論的是她們怎麼成為女學生的，她們在這條路上遇到了什麼，最終使她們成為第一代女作家。」我意識到這是之前沒有人做過的工作，所以我就開始了。

在不新鮮與新鮮之間

究竟發生了什麼

個體生命又如何遭遇歷史轉折

張莉：從我開始把戴老師作為我的學術榜樣，到我真正寫出博士論文有八年時間。到我畢業那年，我拿我的博士論文給我師姐看。師姐叫梁鴻，現在是很著名的人，當時還沒有那麼著名。論文題目當時叫《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是王富仁老師給我的題目。梁鴻師姐跟我講，你不是喜歡戴錦華老師嗎？戴錦華老師的書叫《浮出歷史地表》，你乾脆就叫《浮出歷史地表之前》，因為你研究的問題就是浮出歷史地表之前這些人在做什麼。我覺得她出了特別好的主意。並沒有「蹭流量」的想法，只是想用這樣的方式向前一代研究者表示敬意。

季亞婭：在這本書的「前言」里，王富仁老師認為，把中國女性寫作的發生和女學生這麼一個特殊群體結合起來，進而去區別於西方女性寫作最開始的自我表達，這是張莉老師在讀書期間一個很直覺的、本能式的同時又很新穎的發現。想問戴老師對這本書的評價。

戴錦華：我很早就讀了這本書，理由不用掩飾，因為它叫《浮出歷史地表之前》。我很好奇是怎樣一個「之前」。結果始料未及地遇到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它仍然延續着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的那種方法，就是作家作品論，而且是知人論世的——更多地深入到作家的個人生命當中，去理解和發現她寫作的動力、由來，她的素材、情感。但它又絕不是一個舊式的作家作品論，而是非常明確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用我現在的理解，就是現代女性的發生。

女性寫作之於中國女性，並不是一件「五四」才發生的新鮮事。但是我們同時都非常清楚「五四」一代女作家，她們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化、現代漢語的奠基者，是全新的發生。這個不新鮮與新鮮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大的歷史轉折發生的時候，每個個體生命是怎麼與它遭遇的？這是我當時閱讀讀得很興趣盎然的地方。

這本書使我覺得興趣盎然還在於，她說她是追隨者，其實她一直在「挑釁」。她一直在說你們說得不對，你且看我做了如此多的研究之後究竟是怎樣的。這也使我感到非常有趣。

所謂五四「新青年」

其實經常不夠新

新女性則是十足的新、十足的發明

戴錦華：其實《浮出歷史地表》開始寫作的時候我27歲，真的是太年輕了。我只有大學本科學歷，跟她們不一樣，她們都是博士。我唯一曾經寫過的論文就是學士學位論文，是關於當代女作家的。

之所以要寫當代女作家，因為我想在女作家的作品當中為自己的生命解惑。我通過閱讀女作家的作品，了解到很多東西不是我個人獨自經歷的、有些事情不是我錯了。因為我寫了這樣一個學士學位論文，我的朋友孟悅就覺得我可以繼續做這個研究，她就給我認領了一本書回來。這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氛圍，今天很難想象。她說有一個寫現代女作家的選題，你來寫吧。我說我寫不了。那個時候孟悅是現代文學的碩士生，比我學歷高。最後討價還價的結果就是她來做框架，我來寫作家作品。因為我自以為還是比較會讀文學作品的，當時還受到一些歐美新批評的訓練。當時我已經在電影學院，我還學了一點結構作者論。我想用電影學研究的結構作者論，加上新批評的文本細讀，也許可以處理這些作品。但是你們要知道，真的太年輕，書讀得不夠，生命閱歷不夠，累積得不夠，所以真的是一本非常年輕的書。

當然，張老師也說了一個真實，這本書因為寫得早，所以它慢慢地重要了。資格老的人僅僅因為牙口老，你活得足夠久以後你就重要了。這本書也因為活得久就變得重要了。但是因為它重要了，大家忘記了它是兩個非常年輕的姑娘寫的一本非常年輕的著作。我經常讀到的是它被作為一個經典被挑戰，但沒有讀到對話式的挑戰。而今天在張莉這本書中讀到了一種「挑戰」的動力，同時讀到了一種對話的力度，這是我第一次閱讀時候非常感興趣的。

而它這次再版換了一個更好的名字——《女學生與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讓我更感興趣。因為近兩三年來，經由中國電影史對這個問題的再思考，我在很多地方也表述了我的觀點。我說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開啟，也是我們獻祭了悠久的前現代中國歷史，以前現代中國歷史為代價，艱難開啟的現代中國的歷史。

而在這個創世紀的歷史時刻，我們很多的東西都從無到有地發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發明是女性。新女性在這個意義上才更是現代中國的新人。她們才是新人，而之前那些所謂「新青年」，其實經常不夠新。說得粗暴一點，新青年經常是舊舉子，新青年是由舊舉子組成的。因為廢除科舉了，他們被迫成為新青年。而新女性則是十足的新、十足的發明。中國的女性議題貫穿了整個20世紀，都攜帶着社會的激進命題。直到中國崛起，整個中國進入中華和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時段的時候，女性議題的激進性才漸次消失。

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有種特別的投入感

覺得自己今天的生活

是受益於她們的努力

張莉：剛才戴老師說「挑釁」和「挑戰」，我肯定不是，但是我內心裡是把她作為一個對話的對象。包括如何理解凌叔華、廬隱、馮沅君，都有內在的對話關係，所以我非常感謝那樣一本書激發我更多的思考。

從方法論上來講，《浮出歷史地表》的文本細讀和對西方理論的運用，讓當時年輕的我有一些畏懼。包括現在我也不敢，我知道自己在理論功底方面是有欠缺的。

在具體寫作的時候，我用了一個很笨的功夫，就是去查史料、查研究資料。中科院有一個圖書館，當時我是可以進入裡邊翻史料的，一九零幾年的那些婦女雜誌，還有女學生的那些報紙，我都可以翻到。它們都發黃髮脆了，整個屋子大部分時間是我一個人看那些婦女雜誌。我很怕有一天不讓我去了，所以我買了一個相機拍了很多照片。我把那些照片花很多錢打印出來，回家再慢慢翻。這樣的話就會看到這些女學生在小學的時候學的是什麼，她們發表的那些作品是什麼，她們當時喜歡的校歌是什麼，她們怎樣進學校、女中學生當時的環境、學校裡面的規定是怎樣的，女孩子怎麼逃學，等等這些東西。

因為女性寫作到了一定基數才可能有少數的、天才的女作家出現，所以我要找到關於女學教育的資料。這些資料今天也不能確定它特別完整，但是我儘可能地復原當時那樣一個場景。比如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講，她進入新式學校和舊式學校之間細微的差別是什麼。舊式的女學生會被要求做賢妻良母，上到中等師範學校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五四」，尤其1911年以後會告訴你要做一個女國民，你不屬於家庭，你是女國民，你身上肩負重任。你會發現女學校裡面設計的科目，一開始有家政，後來沒有了，有物理、化學。

在這裡面你會看到整個社會對學校、對一個女性的期待在慢慢發生改變。包括北師大圖書館裡面有很多女學課本，我自己一一去翻。你發現這些課本有可能自己是第一個翻閱者，尤其是早年的那些課本。我慢慢有一種發現的樂趣，慢慢自己來勾勒這些女學生怎樣成為現代的新女性，它其實是「五四」的一個發明。

但這樣一個過程，具體到每個個體是不一樣的，它要落實到每個個體進行的努力。比如陳衡哲的堅決不結婚、堅決要獨身。為什麼？因為我要去學校。去了學校怎麼樣？過了18歲以後不能讀書了怎麼辦？當時沒有女子能上的大學，要到1921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自己辦的大學出現，女學生才可以進大學。所以這個時候陳衡哲要努力讓自己不嫁人，終於有一天等到機會，清華大學招留美女生，她去考試中了，清華大學送她去美國，她在那裡開始進行白話文寫作。那是1917年，是第一代。

我要找到細枝末節的這些，看起來是細枝末節，但是站在具體的女性寫作者角度，你會知道這些細節關乎她們終生道路的選擇。其中還包括遇到「五四」運動，在課堂上遇到魯迅、周作人、胡適。女高師的學生一開始用文言文寫作，胡適跟她們講你們要用白話文寫作，現在白話文運動開始了。所以姑娘們隔了兩天全部用白話文寫作。李大釗當時有一個女性主義理論的課程叫做《女權主義理論》，大概是當時最早開設的。

研究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有一種特別的投入感，我覺得自己今天的生活是受益於她們的努力。希望能把她們當時付出的努力和心血、艱難和不易，那些獨屬於那一代中國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儘可能地還原。

完全的斷編殘簡、完全的道聽途說

今天你們很難想象

居然曾是這樣去閱讀理論

季亞婭：請問戴老師，您和張莉老師所處的學院空間對女性寫作的思考，和今天社會大環境裡面女性生存的現狀之間構成什麼樣的關係？

戴錦華：不是太好回答，剛才張莉老師說理論，在她閱讀當中覺得《浮出歷史地表》更理論化。當然，做一點小辯護，當時即使進入圖書館也找不到相關資料，當時很多很多歷史資料都尚未被開放，女作家作品很難找到。

季亞婭：張愛玲跟蘇青是戴老師最先發現的。

戴錦華：是我發現的。我為什麼會發現？當時有一個電影學院的老教授，把他個人藏書捐給電影學院。沒有任何人去整理這些書。我是當時電影學院圖書館裡幾乎唯一的閱讀者，所以我去翻那堆打着捆的書。然後找到一本上世紀40年代譚正璧選編的《女作家作品選》，我在裡面讀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還有蘇青的作品。我從來沒見過這兩個名字，從來不知道這兩個作家，我讀得如醉如痴，余香滿口。我就說原來有過這麼了不起的作品，這兩個作家被埋沒了。於是我真的以為我發現了她們。

後來怎麼讀到張愛玲的作品，每一本都是故事，像留學生走的時候丟在屋子裡的港台版的一本張愛玲等等，後來孟悅很不容易從北圖找到蘇青的《結婚十年》等等，每個材料都是這麼去獲得的。

《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這本書，到今天為止我沒有做任何修訂。張愛玲事實上跟胡蘭成是結婚了嗎？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她後來跟賴雅的婚姻。所以我說她「一生無夫、無父、無子」，除了無子這條對，其他的都不對。因為沒有任何的材料可以找到。

最後是某次開會的時候，從別的學者手裡拿到一本司馬長風的文學史，在裡面看到張愛玲是一章。才驚覺，張愛玲原來是一個被認可的作家嗎？那是她在世界仍然處於冷戰格局之中，中國剛剛處於新的文藝的、社會的全面轉軌和復興狀態之中的作品。

真的不是辯解，我只是說圖書館的空間可以是一個異托邦，但是它同樣被歷史、被時代、被社會所定義。我那個時代圖書館裡也找不到這些東西。民國的雜誌是完全不可能閱讀的，要拿到不知道要開多少種介紹信。而且首先你先要知道它存在，你才能去尋找它，我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這是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體驗，也是跟張老師的敘述接續起來。

剛才張老師說到理論的問題，《浮出歷史地表》當中現在可以分辨出很多20世紀西方理論、法國理論的痕跡。不久以前這本書的德文譯者給我寫信，說，「你是不是特別受到法國女性主義的影響？還是你特別受到某一個女性思想家的影響？」

我特別不好意思地跟他說，這裡面有很多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是一本從台灣同學手裡借到的《第二性》的殘卷；我說這裡有一點點席殊，是一個朋友翻譯了席殊，他把他的翻譯稿給我看；我說這裡有一點點斯皮瓦克，因為在一次學術報告當中，有一個學者介紹了這麼一位斯皮瓦克。

完全的斷編殘簡、完全的道聽途說，相對有一點點系統的是，當時我自己嘗試去獲得、學習、建立西方電影理論，而西方電影理論很多是20世紀批判理論的延伸。所以我並不知道它們的源頭，只知道它們的電影理論。說起來理論的長項是非常奇怪的，今天你們很難想象居然是這樣的去閱讀理論。

1994年赴美，1995年世婦會後回國

離開中國時我是唯一的女性主義者

回來的時候遍地都是女性主義者

戴錦華：但是不論怎麼說，歷史的、偶然的，它仍是一個理論化的文本解讀的一種操練。其中最不清晰的是女性主義，後來這本書被認為是在中國最早使用gender而不是sex這個概念，開始使用「社會性別」而不是「生理性別」的觀點和概念的東西。毫無疑問它是曲折來自於那半本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的，她是被後天教養而成的；或者是來自於我和孟悅對於這樣一種表述的樸素的理解和體認。

不過這本書在當時的那種偶然和那種孤獨，很快就結束了。因為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幾個東西同時發生，比如中國社會急劇的商業化，圖書市場首先商業化，而圖書市場商業化過程當中女性作為重要的賣點，比如張愛玲的流行。

同時與這個話題密切相關的是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為了籌備這屆婦女大會的召開，國際所有重要的基金會資助了全世界女性主義者來中國。這麼說有一點張狂和粗暴，我1994年到美國去訪問，在1995年世婦會召開之後回到中國。那時候孟悅已經走了很長一段時間，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是唯一的女性主義者，我回來的時候遍地都是女性主義者。

所以我要說的是，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來不是學院路徑。它經由學院路徑，但從來不是學院路徑。這個經由世界婦女大會普及的女性主義，從一開始就比較偏向於實踐性和社會性。全國幾乎所有重要大學都設立了女性研究中心、性別研究中心，或者開設了女性的課程。也是這個時候女性文學的研究蔚然成風，成為當代文學重要的脈絡。它其實是同時發生和發展的。

反而不同的是經由網絡所出現的網絡女性主義。它既不是在中國社會實踐當中，經常是有專業人士參加，但是以基層婦女為主體的女性主義，也不是學院以人文科係為基礎的女性主義。它實際上是另外一個，經由網絡的媒介物，經由網絡的社群，在網絡上會聚起來的一些相對年輕的中產階級女性所形成的一個言說的實踐的脈絡。

所以在我的感覺當中，它們是彼此平行的，而不是互相消長的脈絡。但是在中國社會發生、文化發生脈絡當中，是網絡的以城市的、青年的、受教育程度高為主體的人群的文化，逐漸覆蓋並且抹除了基層的、年長的、邊緣人群的文化的過程。

整理/雨驛